清水湾畔的家国情怀 (散文)

 

洪佳与

 

二十年前,当我从美国初到香港时,可以说经历了一次极大的文化冲击。早上起来,电视上正在播放一则新闻,说是在东涌那里的海岸上冒出了一只三尺长的鳄鱼,躲在灌木丛里。十几个记者小心翼翼地围着拍照,四周还有港警警戒,如临大敌。如此这般持续了三、四天,几乎天天头条新闻关注,直到这只明星鳄鱼终于又逃回了海里,方才曲终人散。而就在同一时间,地球村里正在发生着无数的事情,比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又发生了一起巴勒斯坦女孩自杀炸弹事件,美国的小布什总统磨刀霍霍、就要发兵伊拉克扫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印尼巴厘岛发生了恐怖爆炸、死伤两百多人,非洲又出现了大面积饥荒、死人无数,甚至连中国神舟飞船成功升天的新闻,在此埠的电视屏幕上,都变成了芝麻小事,让位给了一条三尺长的鳄鱼。

播音小姐说的是方言粤语,我虽然一头雾水,但大致能“”个明白。

电视报纸上当然还有其他的新闻,什么李嘉诚又蝉联福布斯全球首富,地产大鳄郭家兄弟又自相抽刀,一个大号什么大刘的土豪把个著名女星 “折磨”得半夜去了急诊室,某位歌星的两个老婆又打起架来,赌王的几个老婆又开始明争暗斗,某位港姐又被哪位地产富豪踢出了半山家门,半山的房价又涨了三成,一对父子影星又开始比拼谁的女友更靓更嫩,香港又摘下全球富豪最多之城的“桂冠”……

犹如一叠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心跳加速,但却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喜欢诗歌比赛的节目,欣赏台上那些尽情吟诵唐诗宋词的中学生们;我钟意类似当年中央电视台出的《话说长江》纪录片,也许取名《再说黄河》,重溯中华母亲之河的源泉;我渴望了解大陆戈壁沙漠治理的历程,希望能看到一部高质量的纪录片,鸟瞰一下今日华夏大地的绿洲;我敬慕中国的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希望通过电视了解他的生平;还有中国的神舟飞船系列,国人几代的汗水,要是有一部纪录片那该多好;即便是有关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比如官员的腐败,基尼数的飙升,每年近千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亿老人的养老和医疗,日益严重的内卷,……,哪怕来一部严肃认真的探讨抑或批判节目也行啊。

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凤凰电视台,还是一位来自大陆的人士创办的。

我立即就放弃了希望。这个小岛,经历了一百六十多年大英帝国的殖民洗礼,再浸淫于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它就好像是一块用金钱编织起来的浮萍,漫无目标,来往都是过客,一切皆为当下。这样一隅角落,除了地产商和港姐,也许再加上那只明星鳄鱼,还能指望什么深刻一些的节目呢?

而若提起“家国情怀”这四个字,于这小岛更无异于“天方夜谭”了。

不过,我很快地就发现,我错了。

因为就在我的身边,就在这美丽的清水湾畔,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先说说我在香港科大的第一堂课吧。这是门研究生课,最初我并无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一到课间休息,教室里立即充满了普通话的交谈声,清脆悦耳,让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感觉,仿佛瞬间年轻了二十岁,又回到了自己当年大学的课堂。原来五十多名学生里,来自内地的学生(内地生)竟然占了绝大多数。跟他们交谈,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普通话都十分的标准,尽管来自五湖四海,却让我猜不出他们的省籍。光这一点,就令我十分的欣慰。语言作为一种神圣的凝聚力,对于一个像我们中国如此巨大的国家,实在是太重要了。如同音乐一样,语言绝对是有美感的;而中国政府当年决定采用以河北省滦平县的口语作为国家的标准语言,实在是功不可没,因为它听起来字正腔圆,大气恢弘,就是好听。

当然了,家国情怀可不等价于只说一口标准悦耳的普通话 – 国父孙中山恐怕只会说客家话,而中共的开国十大元帅开口皆为湘鄂黔川的土语。这二十年下来,我教过的内地生大概已经过千,自己带的内地博士生也近四十多位了。这些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直到今年的零零后,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来自内地普通甚至偏下的家庭,中小城市居多,还有不少农村的孩子。就以我本人的博士生举例,家里有在湖北农村开皮卡跑运输的,有在湖南小县城里修汽车的,有在深圳开厂搞产品的,有在浙江生产手提箱的,有做中学老师的,有做公务员的,套句英文的句子,他们来自 “all walks of life”。跟他们交谈相处,我能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欣欣向上的朝气,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都说孩子是家庭的窗户,是父母的折射。不争的事实是,这二十年下来,他们父母亲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持续性的改善和提高,家家都有了自己的公寓,小汽车似乎也很平常。我常常忍不住向他们提及,要知道,你们的父母亲小时候可都常常要饿肚子,买米买衣得要粮票布票,农村里更是辛苦,往往干了一天的活就只够买块烧饼。这个时候,他们往往都是一脸懵相,真的吗?

我始终以为,全世界都在见证的这场中国的崛起,不依赖旧日帝国的对外侵略,也不靠今日帝国的货币掠夺,人民吃苦耐劳,政府精心规划,硬是凭着实体经济让十四亿人脱了贫穷乃至小康,这岂止是中国人自己的福气和骄傲,这更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做出的无以比拟的贡献。

国家的兴起,普罗大众的得益,这些仿佛都写在了我的这些学生们的年轻的脸上,让我如沐春风,心情顿时舒畅起来。

而二零一九年香港的那场凄厉的黑色风暴,则终于让我见识了铭刻在这些内地生心里的那四个大字 – 家国情怀。

二零一九年十月一号,一如过去三个多月,我一早起来就打开了电视,上面正在24/7 转播黑暴的实况:堵塞道路、锯倒四层楼高的电线杆柱子、砸烂交通信号灯、占领立法院、攻击警署、打砸焚烧港铁站、火烧中资企业的门面、玷污中国国徽、大肆纵火、私了“非我类”港人(给他点个天灯)、围殴内地游客、殴打孕妇、偷割警察的脖颈、破坏铁轨、中学校长公开鼓吹杀死警察全家……

谁说这块浮萍只懂得地产商跟那条三尺鳄鱼?

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这一天,香港的电视上却呈现着如下的一幕:一大群中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形成一个圆圈,中间地面上搁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少男少女排着队子在旗子上来回践踏,一边用脚踩,一边挥舞着双手用粤语呼喊,兴高采烈,那情景仿佛是在玩什么网络游戏。周围呢,则围着几十个戴着黄色袖标的记者,长枪短炮,不漏一分一秒,看那专业精神绝不亚于报道三尺鳄鱼。

就在这时,手机铃响了,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个视屏:刚刚,在香港科技大学校标的红鸟前面,几十名内地生展开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国旗,齐声高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我的眼圈不禁变红了  –  关键时刻,我们的后生仔站了出来!

而当我再一次目睹我们的后生仔勇敢地扬起我们的中国国旗,则发生在一个月后举行的全校毕业典礼上。此时正逢黑云压顶,地处偏隅的清水湾也难于幸免。当我们老师走上讲台时,我就看见几个黑衣人正在红鸟下面拼命地挥舞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而不远处则立着一幅黑底白字的标语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毕业典礼伊始,起立,脱帽,奏中国国歌。可是当国歌奏到一半,却戛然而止,因为讲台上突然冲上来二十来个人,全部黑衣蒙面。他们敲打着鼓锣,劈里啪啦,嘴里则是叽里呱啦;全场寂静一片,观看着台上的这场闹剧。坐我邻位的一位内地教授(也是我的江苏老乡)实在控制不住,猛吼了“表演者”一声,我赶紧悄悄捅他一下 – 不值得的,他们已经很可怜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家国。

闹剧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等到最后一个黑衣人退场,典礼的主持才又获得了麦克风。照本宣科,主持读了几句话,大意是演奏国歌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应该尊敬国旗。话音刚落,讲台上就响起了激烈的鼓掌声。我注意到坐我前排的一位来自内地的教授拼命地鼓掌,几次眼看掌声渐落,却又给他的掌声带动起来,强烈的掌声持续了近两分钟。

闹剧的表演者,听见了吗?

又何止是强烈的掌声?

博士学位颁发进行了一半,讲台上突然亮起了一道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红光!须教授,这位来自哈尔滨的铮铮男子汉,在给他的博士毕业生加授披肩时,从怀里掏出了一面半米见方的中国国旗,和他的学生一起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当时因为他俩是背对着我们,我们并没有看见,只听到在研究生的区域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等到典礼结束后观看录像,才发现了这一镜头。短短十秒钟,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果然,就在次日,须教授的办公室就被人砸得一塌糊涂。天晓得,如果碰巧他在办公室里,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

黑暴早已平息,我却因此作为忘年圈友加入了校内几个内地生的微信群。令我惊喜的是,原来我们的后生仔对自己国家是如此的关心,如此的在乎。大家对于国内的众多事情可说是众口纷纷,各持己见,比如光是一个马云跟他的蚂蚁帝国,有人(少数)就崇拜他,替他唱颂歌,更多的则是蹙眉反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绝对不能让虚拟经济和金融资本左右国家,因为资本是不讲国家、不关心普罗大众的。争论归争论,面红耳赤亦罢,我感受到了则是一颗颗跳动的赤子之心,一种对于祖国的深深挚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华传统文化里特有的士大夫精神,乃至儒家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就在这美丽的清水湾畔,依然在熠熠闪光。一想到这,我就感到一派释然。

行文至此,想到了“校训”一词。香港科技大学目前还没有校训,但是将来如果有的话,绝对不能类似商学院打出的广告标语 “Do the minimum, Gain the maximum”。一所真正的大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孵化出了几个独角兽,出了几位高被引,更不能等价于EMBA毕业生毕业五年后的薪水排名。北大之为北大,倘若没有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先驱,还能称为北大吗?同样的道理,如果一百年后,清水湾畔的红鸟依然高鸣,那一定是因为这所大学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甚之,这个社会一定是全体中国人的社会,以及在那块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延绵了五千年的古老伟大的中华文明!

而清水湾畔的家国情怀,让我看到了希望。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号作于香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