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素描

洪佳与

自从近四十年前我离家后，母亲就一直替我保留着一包旧的文件，其中有我中、小学的成绩单，五年级写的作文，中学期间写的两大本日记，期末各课的成绩单以及老师给予的评语，中、小学的毕业照，甚至还有我当年的七七级大学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时光似乎都浓缩进了这个用旧毛巾裹着的小包中。六年前，眼看父母亲八十有加，尤其是母亲，上下楼梯渐显艰难，他们终于离开了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东南大学文昌桥教职工大院，搬到了靠近进香河路旁边的一套位于一楼的老式公寓。而这个小包，因为搬家原因，“物归原主”，就又回到了我这里。

近日，因为要离开香港赴广州校区任教，打理行李之时，重返这些尘封的旧件，有如时光穿梭，与当年的那位青葱少年又打个照面。岁月的洗礼，早已将那一头浓密的黑发无情地涤濯成稀疏的花白；而当初那些洁白的纸张，如今也褪变得黯然失色。其中两张尤其明显，那是我十七岁时替爷爷奶奶临摹的素描，其中一张左下角处依稀可见一列铅笔字“一九七七.二”，而在它们的左上角则分别可见用铅笔标明的临摹主题 --“爷爷看报”和“奶奶拆豆芽”。画面早已泛黄，加之幼稚简陋的笔触，还有那个别字“拆”，在外人眼里实在是不堪卒视。可我却禁不住久久地凝视着它们，近半世纪前的那些往事，竟宛如昨日之事，泉涌般地涌现出来。

祖父汤克成，江苏如皋人，一九零零年生，乃属中国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当年攀枝花地矿就是他发现的。民国时期他在当时的东南及中央大学地质系教过书，也曾经在南京地质学校工作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转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工作，直至去世。小的时候，暑假期间我和妹妹常常要去北京，到爷爷奶奶那里去玩，只是每次相处时间都不长，加之年幼，所以许多记忆已经变得模糊。唯有一九七六年夏天的那次，他们因为唐山大地震之由从北京来到南京“避难”，与我们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年，让其时已读高二的我与自己的祖父祖母得以最近距离的接触，祖孙交集，激荡起朵朵的浪花，至今难忘。

首朵浪花就出现在他们到达南京的翌日，而且充满了幽默。两天前，我跟父亲在鸡鸣寺附近的和平大楼买了一张竹篾编织的躺椅，记忆中好像花了十来块钱（那时我父亲的月薪也就是五十多块）。等爷爷吃完早饭后，我把躺椅从阳台上拿到窄小的客厅里，说这是我们儿孙辈专门替他买的，敬请就躺。可他老人家却绕着躺椅转了一圈，眼里露出狐疑的神色，嘴里冒出一句“这个东西看上去不牢靠啊。”他的身高估计在一米八左右，身材健硕，但也应该属于正常用户之类，而且我昨天已经试躺过，所以就向他保证绝对没问题。“是吗？”他的眼里露出一丝狡黠，甩过来一句“你先试试，你是小伙子，不怕摔。”这有什么，我立即躺了上去，还特意在躺椅上侧了个身，以示它的牢固。可是还没待我正过身来，就听“哗啦啦”一声，身下所有的部件都散了架，整个躺椅变成了平板一块，上面躺着位满脸羞红的少年。再看一旁的爷爷，也是满脸通红，那是被笑声憋出来的，同时一声震耳欲聋的“阿嚏”，楼上楼下肯定都听到了。

晚上入睡前，我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爷爷那张被憋红的笑脸，还有那个巨大的喷嚏。那年他七十六岁，在我这位十六岁少年的眼里，已经近乎耄耋之年了。可是想想他上午开心的举止，却犹如一位六岁的调皮男孩。这种想法又促使我转而一念：这位老者，他不也曾经是枚活蹦乱跳的小男孩，不也曾经绽放过夏花般灿烂的青春吗？

如果说初次的“碰撞”让我对“老人”二字第一次产生了新的看法，那其后紧接着的一件事儿则令我对身旁的这位老者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事出于他跟南京大学（南大）地质学系老师们的一次聚会。这个时候爷爷的行走因为前列腺癌开刀的原因已经比较困难，出外需要搀扶，所以我自然的就成了他外出的“拐杖”。那次聚会安排在新街口的一家餐厅，来了近十位五、六十岁的南大的老师，其中有位年近七旬，个头不高，见到爷爷后两人紧紧握手。后来得知，他叫徐克勤，乃是南大地质学系的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就任过南大的代理校长。除了徐老，席间另外两位也予我深刻的印象。一位六十出头，名叫郭令智，听他与爷爷交谈，他刚刚带学生去云南高山里考察了一个多月，上星期才回宁。（郭教授后来也就任过南大的副校长及代理校长。）另外一位大名孙乃，满面慈祥，略微清瘦，一副典型的中国旧时读书人的模样，席间一直与爷爷动情地回忆着他们当年在中央大学共事的情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些人对爷爷不仅尊敬有加，而且非常亲切。在学术圈呆久的人都知道，文人相轻，尤其是对于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相互间似乎总是隔着一层幔纱。可是在这席间我所感受到的，却明明是众人发自内心的对一位老大哥的敬重。散席时，孙乃教授特意把我拉到一边，轻声的对我说：“你的爷爷是好人啊，敬业敬人，从来都是先人后己，好人品啊。”

年少的我当时并无多少感受。等到多年后，当我本人也成为了“江湖”一员，方才理解到孙教授当年一席话的含意 ― 任何竞争到了最后，都落在了“人品”二字上。“江湖”上的人想必都经历过类似的情景：茶余饭后，人们议论某大咖学问做得翘，H指数多少多少时，也都赞美几声。可是忽然间，熟悉大咖的人冒出一句“他人品太差，太自私”，且附和声一片。这位大咖也就立即黯然失色，从一条受人尊敬的“big fish”变成了一丁可怜的“small potato”。人人心里都有一杆天枰，在所谓“成就”与人品之间，众人的择取可谓是出奇的一致，尤其是在熟人之间。如今爷爷早已作古，阴阳暌违，尘世的我唯有向上天叩敬一句：爷爷，我深深以你为豪！

而说到“人品”，那次聚会后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儿，则让我似乎第一次透视到了爷爷的那颗心，它所喜欢的，以及它所厌恶的。

那个年代没有的士，奢侈点的就是三轮车了。爷爷走路困难，所以聚会后我就叫了辆三轮车。蹬三轮的是一老头，碰巧与爷爷同龄，一路上两老头侃得火热。到了文昌桥大院门口，两公里的路程，老头要价好像一块多钱，比当初议定的车价多了一毛多，我自然跟他论道起来。而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旁的爷爷脸色明显地挂了下来，要我“别争了，别争了。”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就见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票子塞到那老头的手里，要他一定要收下，说你老七十六岁了还拉我，我不好意思啊。

那老头的眉毛变成了弯弯的杨柳，乐呵呵地蹬车走了。我却愣在原地，一时竟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 那是一张十元的大团结啊。

这件事从此永远地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说了爷爷，该谈谈奶奶了。她三寸金莲，还大爷爷三岁，按照父亲的说法，乃出自苏北的一户殷实大家。想想也是，一百多年前能去民国首都读大学的莘莘学子，却在家乡娶了枚大他三岁的小脚女孩，这女孩一定有她的什么特殊之处吧。比如说，兵荒马乱的国殇年代，男人常年在外，大山峻岭里为国家寻找矿藏，做母亲的她不仅独自拉扯五个孩子成人，而且把他们个个都送进了大学（除了她最喜爱的老大，我的大伯，抗日烈士汤亚熊，他于一九四六年在如皋家乡牺牲在还乡团的屠刀下，年仅十九岁）。再比如，没读过书的她硬是“自学成才”，不仅能够熟练地读报看杂志，甚至还跟孙子一起讨论当年“四人帮”倒台时大街上流行的那些打油诗，指出其中的“不押韵”，尽管她说的那个如皋话我认为根本就没有韵。四十多年过去了，有关奶奶的记忆丝丝缕缕，其中几缕记忆犹新，当初的感受至今依然在心头微微发热。

那是他们刚刚来南京“避难”不久的一个傍晚，夕阳落山，我照例跟大院里的小伙伴们在大操场上踢起了足球。这个时辰也许是大院里最热闹的时候，大操场上满是活蹦乱跳的孩子，再有的就是像我这样青春盎然的少男少女。踢得正兴，不经意间我却停住了脚步：几十米开外，我看到了一位老年女人，坐在一张扶手已经发白的藤椅上，正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一头雪白的头发，苍老的面容，与周围弥漫着的那种嬉戏亢奋的氛围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在年方十六的少年眼里，这种反差总是不适甚至负面的；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位老者正是我的奶奶时，一阵酸楚瞬时袭上了心头。上一次见到她还是五年前，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记得她还兴致勃勃地跟着我去参观刚刚开张的北京木樨地地铁站。也就是五年的光景，她怎么衰老得这么厉害啊？我禁不住跑向她，却即刻见她用手势阻挡我，那眼神分明是在催我赶紧回到球场去玩。

那段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本有关国共间谍战的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的故事》，而就在当晚，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给奶奶讲这个故事。孙儿意在让奶奶高兴，讲得是眉飞色舞；而奶奶呢，听得也是津津有味。我想，如果这世上真有来世，等将来我们祖孙相聚，回忆起当年那个仲夏之夜，彼此都会会心一笑吧？而即便这个物理的宇宙哪来什么来世，一切终将冥冥，但是生者每每想起他曾经让逝者笑过开心过，释然之情油然而起，不也足矣。

奶奶是女人，自然也议论女人。有一次全家看电视，里面出现了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女士，奶奶发出一声“懵”。邓老一生为国为民，德高望重，但如果仅以所谓女人的“颜值”而言，似乎一般。我们都明白奶奶的那个“懵”的意思，可是她紧接着又加了句：“可她是好女人啊，娶到她是总理的福气。贤惠，心好，找媳妇就得找像她那样的。”

说实话，当时我好像在期待着奶奶的这句话，也隐约预感她正会如是说。“贤惠，心好，找媳妇就得找像她那样的，”一句话蕴含了多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中又掺进了中国特有的乖巧，我曾不止一次听到她向我妈妈面授“心机”：“人老了，就得学乖。”如今行将步入老年的我，时不时的就提醒自己，要记住奶奶的这句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其时我大学刚毕业，借道出差北京去看望他们。那次相见予我心灵的撞击是如此的猛烈，以至几十年后当我重拾当时的感受时，心头还不由得隐隐作痛：

“那年他八十二岁，因为前列腺癌所致，双脚已基本不能走动，活动只能限制在他那间窄小的卧室里。一天中，他大多的时间就是在床上昏睡。有一天，我去看他，见他正睡着，就在墙角就着一张小椅子坐下，静静地观察他。有一会儿后，他蠕动了一下身体，忽然机械似的坐起，坐在床沿上，两手呈着，双眼盯着窗外，约两分钟后，他闭上眼睛，像是在思索什么，随即猛地倒下身来，侧头又睡。他的视力衰退得利害，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如此这般，近半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次。说是睡，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实是半开着的，浑浊的目光一动不动地定格在前方的墙上。待他再一次起来时，我向他示意，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他的眼里冒出亮来，没有再倒下去。我们交谈片刻后，他示意我打开衣柜，从里面最上面的隔层里拿出一个鞋盒子来。他用微微发抖的手从盒子里拈出些已经发黄的照片，铺在床上。他的嗓音已经十分沙哑，有点模糊不清，可是当给我介绍这些照片时，他的语调里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年轻人般的兴奋。它们都是他年轻时的相片，其中一张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的年青人看上去二十刚出头，非常的魁梧（估计至少高过一米八），身着那种只有在电影《青春之歌》里才见过的那个年代特有的紧领学生装，一条格子型的围巾非常潇洒地披裹在肩上，又厚又黑的长发不经意地捋向一方额角，那张棱角分明的长方脸，那双炯炯的眼睛，那个饱满的前额，一切都似曾相识。我把目光从照片移向老人，不禁鼻子一酸，竟要落下泪来。眼前的这垂暮之人，这位每天被禁锢在五尺的床上，靠着呆呆地盯墙度日的耄者，难道就是照片中的那位朝气蓬勃的伟岸学生？就是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地质工程师？就是当年那位箭走如飞、花甲之年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的科学家？”（择自散文《吾儿二十》 http://mektang.people.ust.hk/public_files/son-at-20.htm）

一年不到，爷爷走了。

爷爷逝世后不久，奶奶从北京搬到我们南京家中，让我得以与她朝夕相处又近一年辰光，直到一九八四年的夏天。那是八月下旬的一天，火热的天空万里无云，而我更是心比天高，因为这就要去上海飞美国留学了。父母亲送我去南京火车站，八十七岁的老奶奶则送行止步于筒子楼的门口。走了几十步，眼看要拐过筒子楼了，我转过头去，再次向奶奶告别。黑漆漆的门洞下，她原本就瘦弱的身躯好像又缩了一圈，倒是那一头雪白的头发显得分外地耀眼。微风吹过，她一只手抚着白发，另一只手则举在半空中，频频向我示意。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头咯噔了一下：这也许就是我们祖孙最后的一面了。

她其实高寿，又活了整整七年，在一九九一年的一个凌晨于我们南京家中安然辞世。就在前一个晚上，仿佛天灵感知，她把我的妹夫叫到跟前，从一个裹着的小包包里掏出五块大元宝，说这是她当年嫁给爷爷时娘家的陪妆，现在送给你们留作纪念。

后来我想，如果当年没有出国的话，作为长孙，我是最有可能从奶奶手中得到那五块大元宝的。都说生命始于偶然，而这几块元宝不正是见证了我的偶然吗？

记得曾经看到过一段话，忘了其出处。大意是说一个人的肉体消失后，他的灵魂还依然留在这个尘世，依依不舍，因为这里还生活着他深爱的亲人。直到他所熟悉的最后的一位亲人也离开这个世界，他才得以最终地释怀，安然西去。

你信不信呢？反正我信。

爷爷奶奶，我想你们正在看这篇稿子吧？

（2022年12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