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感，老百姓最大的福气 （散文）

洪佳与

2026年11月

学校对面新开了一家“沙县小吃”店，周六中午开门大吉，又恰逢秋季开学，狭窄的店面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几乎全是学校的学生。我碰巧路过，那盎然的青春气息、莘莘学子特有的书卷气，合着小吃店弥漫的炸酱面浓香，齐刷刷扑面而来，令我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学生时代。

我忽然觉得，这份寻常的喧闹，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最奢侈的底色。

四周不闻侵略者炸弹的凄厉尖啸，抬眼不见俄乌战场那般恐怖的黑压压无人机群，更不用惧怕天空中突然掉下令人不寒而栗的精准导弹，担心自己正在跳橡皮筋的女儿被定点清除，瞬时间化为灰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替华夏大地上的百姓们构思的愿景，不就是眼前吗？我又想起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时在清华大学说的话：“Don't take today's peace, stability, and good life better than ever here in China as granted.”

Better than ever, here in China！是的，华夏大地上的十四亿国人，可以自豪地致谢武契奇总统：谢谢你的赞美，我们接受它。今天的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安定的国度；而纵观华夏五千年，若以平民百姓的福祉来度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许就是华夏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随性地想着，我正准备离开，店内却好像起了争执，突然响起一阵不协调的聒噪声，随即就见两个赤膊男人骂骂咧咧地晃了出来。大的三十多岁，两条粗大膀子上各纹了一条雌雄青龙，精瘦脸面上虽然没啥表情，却仿佛贴了“泼皮”二字，透着一股匪气。小的二十出头，一副混混模样，染了一头黄毛，膀子光溜溜，却在肚脐眼上方纹了个虎头，虎视眈眈盯着路人。两人出了门栏，又都回转身来，其中“青龙”一脚将门旁的椅子踢进屋里，手指着屋内狂吼：“妈了个X，臭学生，给我出来，看老子弄死你！”那黄毛更是嚣张，抡着膀子就往屋里冲，嘴里咕噜着什么听不清楚，但瞧那架势，就是冲着“弄死你”去的。我不由得替学生担心起来——这两位明显是社会上的人，大概还懂点功夫，狂暴之下，柔弱的学生根本不是对手，后果堪忧。我忘了自己早已过了耳顺之年，下意识地开始往小吃店移步，脚刚迈出两步。

哎，那位年岁大点的“青龙”却忽然住步，似有所思，拽住黄毛，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人随即转身，骂骂咧咧地甩手走了，临了还不忘回头丢给屋里众人恶狠狠的一瞥。

“不要打架，打输了上医院，打赢了进牢房！”

我想起了如今在公共场所经常见到的这句标语。那位“青龙”狠人在发飙之前突然缩手缩脚、止步不前，是否因为他的大脑里倏然闪现出了这句警句？也许吧，也未必。但他心里一定清楚，他若还想效仿《水浒》里描述的那些镇关西、牛二、蒋门神之类的恶霸泼皮，等待他的一定是无情的牢房。

严厉的法治威慑，排山倒海般的社会舆论，无处不在的天眼监督，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暴力恶棍们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所要面对的“高压”。而这“高压”带来的红利，则是十四亿国人如今享受的全世界最高级的社会治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平性，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十四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最重要的标杆之一就是最基本的社会治安，因为享受它的是最底层的普罗大众——快递小哥凌晨三点送外卖不用担心被抢；便利店的小业主用不着暗持手枪，盯着每一位进店的顾客；女中学生们深夜时分还可以尽兴地逛逛夜市，毫无顾虑什么流氓骚扰；赶地铁上夜班的清洁工用不着左顾右盼，以防被人推下站台；春节期间，五十万名游客把个狭窄的南京夫子庙挤得水泄不通，却不用担忧钱包被偷被抢，更不用惧怕会吃什么冲锋枪子弹……凡此种种，我们几乎习以为常，却不知正被地球村中多少个家庭羡慕着。

但是，请千万不要理所当然。不提近代多灾多难的华夏大地上那些猖獗的土匪以及林林总总的地痞恶霸，即便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我们的老百姓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像今天这样安全的社会治安！

上了点岁数的国人都应该记得上世纪83年的那次“严打”。一夜之间，肆虐全国各地的流氓地痞都被收罗进监，审讯之快，判刑之严，可谓是空前绝后。采用非正常的一场所谓“严打”运动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以今天进步法制的视角来看，似乎很值得商榷，但这却正好说明了当时社会治安之恶劣的惨况。究于各种社会原因（贫穷、失业、愚昧、法制的空白，等等），加之人性之恶的传染性，其时各个城市内的闲杂年轻人结成各式各样的流氓团伙，打架斗殴，强奸妇女，盗窃公物，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严重影响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

记得有次我跟一位同学坐公交车去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买英文书，途中上来几个混混，上车伊始即对一位女孩动手动脚，又公然抢了另一位乘客的书包。二十出头的我血气方刚，忍不住要说什么，可他们中一位呼地揪住了我的脖子，随即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我眼前（不，应该是向着全车的乘客）晃悠，吊着南京土话喷我：“搞得不得了了，妈了个X你还敢说话，不要命喽？”那情景，跟美国电影《Dirty Harry》里面那些纽约地铁里的恶棍们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晃动的是手枪，这些南京混混们拿来吓人的则是刀子。而面对枪子儿和刀子，除了电影里虚构的英雄警察Harry，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噤若寒蝉，以求自保。

返回学校的路上，我跟那位同学郁郁寡言，两人心里都堵得慌。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明明混混们作奸犯科，受害者是全车的乘客，可是作恶者成事后呼啸而去，反倒成了耀武扬威的胜利者。紧接着的就是极度的无力感，因为对于这种既危险又不公的处境，我们普通人没有任何逃避的途径——公交车天天要乘，除非你是坐轿车的大官（那个年代没有富人的概念，坐小轿车的大多是当官的）。偏偏过马路时，一辆漂亮的伏尔加轿车快速地从我俩面前驶过，我的那位来自苏北的同学禁不住对着轿车的后背喊了一声：“喂，当官的，你也坐坐公交，体验一下民情吧。”

“看一个国家是否公平，就看它的公共设施和社会治安。”这就是时为大学生的我产生的朴素观念。当官的有轿车接送，有钱人可以雇保镖护航，他们都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而国家的主体，亦即中下层的老百姓，则分分秒秒地依赖着公共设施以及社会治安过生活。如果公立中学的孩子们整天担心遭枪子儿，坐地铁总是担惊受怕被恶棍或神经病推下站台，公园里包包一定要挂在前胸以防扒手抢走，加油站收银员得隔着铁窗栏跟顾客说话（以防被抢），晚上九点后就没有快递员敢外出送货，女孩子更不敢去马路对面喝杯奶茶——凡此种种，真这样的话，即便这个国家拥有最多的亿万富翁，也是一个最不公平的国家，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安定和谐的地方。

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就不要责怪有人去饭店偷馒头填肚子，甚至铤而走险、寻找新的梁山泊了。但是，茫茫人海中，总有极少数的一撮，说他们异类亦可，极端的自私，好逸恶劳，恶棍的本性，即便被喂得饱饱的，仍然要作奸犯科，伤害他人。那对他们，负责任的政府就要施以“高压”，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压得他们作案前三思而行——而这，就是对普罗大众最大的负责。

我停住脚，站在店门口。里头炸酱面的热气还在往外冒，学生们低头吸溜面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仿佛刚才那一声“弄死你”从未发生过——他们大概从没想过，一碗面能吃得这么踏实，背后是多少人、多少年才垒起来的一道墙。

安全感，才是老百姓最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