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我们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那就是“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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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象样的宰相，军队没有象样的将军，学校没有象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象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象样的工匠，街市没有象样的商人，就连象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
“衰世”现象，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毕竟，这个社会已到了连象样的小偷、强盗都没有的“衰世”。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只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变化是潜移默化进行的，但变化之大，恐怕超过了以往许多锣鼓喧天、大张旗鼓的变化，除了权力结构、权力授受的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其他的几乎都变了。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小把戏。以至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受到万众的拥戴。也就是说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只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已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
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菜，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也已是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并且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不需要任何例证。信仰的真空，也是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也是不信苍生信鬼神，求神问道，祈求自己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实在算不得信仰。然而，上上下下都在寻求信仰寄托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有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有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了事。这样做当然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自我安慰的。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借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将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拯救，自己为自己找到道路，这一天将不断推迟。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也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只有靠我们自己，变化始于每个人心中，也终将在每个人心中完成。
□ 2006《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