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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与弱者”想起 — 兼谈“谁书写历史？”·邓嗣源·
翻开历史的文字记载来看，不少学者名人，不管是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在观察并思考社会现象时，常谈到强者与弱者的问题。
早在两千几百年以前，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有人这么谈。
譬如，古希腊时有个人名叫加里克里斯，说道：“法律的创造者乃是大多数弱者”，“他们（弱者）惊吓强者以及那些能战胜他们的人，免使这些人胜过他们”，“他们（弱者）知道自己的弱点，故喜欢平等”，“但是，自然本身却相反，强者比弱者多获得一些乃是公正的，较强者比较弱者多得些，也是公正的”。另一个人叫斯拉斯马寇，却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道：“公正不外是强者的利益而已”，“（公正）也是人民与奴仆的损失”。
譬如，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孟子说道：“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之，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还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意思是说，劳力者、小人、弱者被劳心者、大人、强者所役使，这是天意、人道；如果反过来，劳心者、大人、强者被劳力者、小人、弱者所役使，那是违背了天意、人道！而孟子视之为论敌的杨朱，主张“贵生”、“乐生”，漠视天下，蔑视功名利禄。在孟子看来，杨朱是在宣扬弱者愚民的思想，属于“逆天者亡”一类，于是定其罪行：“杨氏为我，是无君也”，继而恨恨骂道：“是禽兽也！”
历来的学者名人所说的强者与弱者，一般意义上，据笔者的理解，就是指社会成员分化而成的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一类是多数人，二者之区别，在于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利，相差悬殊，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少数人是强者能人，他们是统治者、“公的代表”，他们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他们是达官巨富、豪门强族，他们是圣人君子、仁人贤者，他们是英雄、是精英；多数人是弱者庸众，也包括那些出不了头的、被压制的、潜在的强者能人，他们是庶民百姓、被统治者、被役使者，在强者能人的眼里，这大多数人，仅看见眼前利益，只知道柴米油盐，尽想着吃喝玩乐，胆小怕事，感情用事，愚昧无知，缺乏修养，胸无大志，随波逐流，等等。
回顾历史，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社会成员分成两类人的情况，大概而言，似乎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说的是分化而不是分工，不是象孔孟及其信徒们说的那样，把帝王和子民的区别或者两类人的区别，说成是分工的不同）。社会成员分化的结果，就产生出了两类基本矛盾，即强者之间的矛盾，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的演变起着重要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矛盾，但相比之下所起作用是次要的。
历来的学者名人们，有的站在强者的立场上思考、说话，有的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思考、说话，他们既是相争相斗，又是相辅相成，推动着人类理性随着社会的演变而发展。下面再列举一些学者名人的有关言论。
一三八一年英国农民起义领袖波尔讲过一些话，被记载下来：“那些所谓的贵族，有什么理由能把把我们中的最好东西取去？他们有什么资格配得占有这些东西？他们有什么理由把我们放在他们的束缚之中？假如我们都是从同一个父母，属于亚当夏娃的后代，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证明是比我们更有作主人的资格呢？……他们借以维持其华丽的供给，都来自我们的劳力，但我们却被他们称为奴隶，若不听从他们的命令，便将鞭挞。”
十六世纪有个英国人叫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写道：“所有的财富总是落在少数人手里，被他们分掉，其余的人就变成穷困不堪……第一种人是凶狠的，邪恶的，毫无用处的，至于第二种人则是质朴真挚，劳动终日，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自己所得的好处。”还写道：“我们见到的任何国家里，似乎只是一伙富有者狼狈为奸，表面名义上代表国家，实质为私人利益打算。”“富人假借国家的名义，把阴谋当成法律。”莫尔空想消灭私有制，平均分配财富。此人后来被国王处死。
十八世纪英国的一位医生叫孟德威尔，他写了本有名的书《蜜蜂寓言》，其中说到：那些立法者、智者，“他们把人分成两种；一种人不克制自己，不顾别人的福利，除了私利没有更高的目的”，“这些人不利用理性能力，是卑贱的可怜虫，是人类渣滓，徒有人形实是禽兽”，“第二种人，精神高贵，超脱贪婪自私，把心灵的改善作珍爱的产业，以此视为真价值。”这话，跟孔孟圣人们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的话，简直是同一个腔调，所不同的是，孟德威尔说的是反话，他把第二种人冠以“英雄”的帽子，说：“英雄们就是这样，他们永远辅以政府的威权，保持这种地位和优势。”他讽刺说：“所以，道德的发端明显的是由于巧妙的政治所创制，借人人互为利用，又利于驾驭”，“使野心家极易安全地从多数人那里获得利益，统治这些大多数人。”
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卢梭，如此说道：“所有一切国家法律的普遍精神，都是袒护强者欺凌弱者，袒护富人欺凌穷人。这个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没有例外的。”
后期的马克思把人分成资产者和无产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剥夺资产者，解放全人类。人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化，用老祖宗孟子曰“民为贵”的同一个腔调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把人分为两种，一是贵族、主人、强者、英雄；二是奴隶、弱者；相应地，又把道德也分为两种，一是贵族道德、强者道德，二是奴隶道德、弱者道德。他说过一些让人无法忘记的话，譬如他这样说：“人类的任何一种提高，从古到今，一向都是一个贵族社会教化之成功，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这个社会相信人类品类不齐，优劣悬殊，构成一个长的阶梯，而且这个社会需要或此或彼的奴隶制度。”他还说过：“生活本身就是侵占，就是侵犯，就是对外人和弱者的征服，就是弹压，就是严酷，就是强人从我，就是兼并他人，而往最轻处说，最缓和处说，也是剥削。”而且他还一再强调：“这是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他还说：“善良健全的贵族的基本信条是：不让社会为了社会而存在，只使它作为一个基础，一个台架，以使上天选定的族类得以上升到较高的职责，并一般地上升到更高存在的地步。”
在尼采以前或以后，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一再强调这个“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譬如，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就这样说道：“任何社会中，都有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帕累托称之为精英）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的对立。”又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继往开来的历史。”还说道：“历史是少数特权者生生息息，他们形成、奋斗、掌权、用权、衰落，被其他少数人取而代之的历史。”在他看来，社会演变的进程只是一种“精英循环”，而且这也是“社会总形式的主要特征”。 帕累托的前辈孟德斯鸠，虽然倾向于中庸之道，主张分散权力，设想一个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均衡的政治秩序，不过他也认为，治理国家总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不平等现象是始终存在的（附注）。
每看到类似这样的言论，总是禁不住想起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这真是“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就是说，人类历史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少数人占有统治地位并享有各种特权？总是那些强者、精英们占有统治地位并享有各种特权？强者、精英的相互争斗与相互取代是全部“历史的基本事实”？
之所以说“总是禁不住想起”，是因为，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包括笔者），很长时期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可是，翻来复去想的结果是：一，不得不承认，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之一；二，但不是“全部”事实。
先说第一点。为什么会不得不承认，少数人占有统治地位并享有各种特权，是历史的基本事实呢？
因为，一，人的天赋不同（世界上不存在天赋完全相同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不同，于是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性格、经验、理性、能力等方面有强弱之不同；人必须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求得生存和发展就不可避免要面对竞争，包括自然界里的竞争、社会之间的竞争以及社会内部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当然是强者胜出，优胜劣汰，少数强者能人总是占有优势，而多数弱者庸众处于劣势。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现象，的确是无法消除的。
对于生存和发展的欲求，是生命的本质和主题，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欲求，也就不再有生命。人们对于生存和发展的欲求，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有两层意思，一是从生到死，这些欲求不断产生；二是，由量到质，这些欲求不断提高。但是，满足这些欲求的对象却明显不足，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的，总是不可能“没有止境”地来满足欲求，于是，竞争在所难免，而且这竞争必定“没有止境”。在生活资源贫乏的年代是如此，在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现代也是这样。随举一例，假设刚刚推出一种新药，称可以保证寿命达百年，新产品总限少量，不可能人人享用，谁能先得？必将争得不可开交，其结果谁都知道：谁的权势大谁先得，谁的钞票多谁先得，总是少数特权者首先争得；等到人人都能享用也不知是哪年哪月，届时又将发明出保证寿命达百十年的新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娄说人的需求从低到高有五个层次，如是，则在任何一个层次都可以举出许多类似上述的例子。人人谋求发展的欲望，总是不断与时俱进，人人期盼拥有的东西，总是不断推陈出新，谁先满足？谁先拥有？能“各取所需”？能“人人平等”？不可能！那不过是一种幻想。从草叶裹身到西装革履，竞争无所不在，而且永无止境。
总之，无非是要说明，在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活动中，必然有竞争，而竞争者必有强弱之分，则势必造成少数强者能人占有优势而多数弱者庸众处于劣势的情况，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的现象，的确是无法消除的。自人类社会产生第一次分化以来，就这一点而言，的确是万变不离其宗。
再是，因为二，人类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参与竞争，在其过程中，可以用两种手段：斗争与合作。使用两种手段的方式之一，就是组织。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有效竞争，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在社会外部，参与自然界的竞争，参与各社会群体的竞争，其胜败就取决于这组织的强弱；在社会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强者与强者之间或者强者与弱者之间，凡是有效的竞争，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哪怕是邻里斗嘴、亲朋反目，也常常拉拢尽量多的支持者或同盟者，以求得势。单枪匹马走天下，与天地人斗而成为大众英雄，那只是人们的幻想和虚构。在社会现实当中，如果有人企图不通过组织去参与社会竞争，其结果必定是失败或被淘汰。一个渐趋优良并逐步强固的组织，定能在社会竞争中保持其生存和发展。精明的专制统治者最明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最害怕不受培植和控制的组织存在，为了对付、处理这个问题，儒家和法家共同为专制统治者准备了理论和办法。
组织，必须有领袖，没有领袖就无所谓组织。一群人，集合成一个组织，为了什么？为了通过斗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去参与竞争，不管是通过斗争还是合作，都是集体的行动，必须有召集者、组织者、号令者、谋划者、决定者、协调者等等，这就是领袖。领袖也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总归只能是少数人。另外，一批领袖当中还必须有个最高领袖，因为一批人也就是一个组织。那么，谁来当领袖？当然是强者能人！胆小怕事、懦弱无能、感情用事、临危慌张等等这一类人，当然不可能成为领袖。领袖的权力最大，这是组织本身的需要；如果竞争取胜，领袖的功劳最大，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权力最大，功劳最大，得到的报酬也最大，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由此看来，的确不得不承认，少数人占有统治地位并享有各种特权，必成为历史的基本事实。
这个结论，一般而言，容易被强者、精英们所接受。但对于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要接受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笔者有切身体会，能够理解。因为他们被灌输过一种思想，因而自以为拥有某种崇高而美好的理想：“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等等；他们不但自以为有这种理想，而且还自以为正在成为那种“崇高的人”，正在成为那种具备“大公无私”精神、为实现这理想愿意贡献自己一切的人；而这些“自以为”的依据，就在于各种视听信息让他们在领袖身上看到了“榜样”，在于他们相信世界上存在那种伟大崇高的领袖，存在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领袖，存在那种不折不扣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各级领导；他们不但“自以为”如此，不但相信这“自以为”确有依据，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或超过自己……。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事实，只有事实，才能透视出“真理”的虚假。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几年中发生的，已被揭露出来的事实，包括曾经亲身经历的，虽然只是一部分，却足以震撼人心！使上述那部分知识分子深感信念幻灭之沉痛，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如梦初醒，原来在“崇高”、“美好”、“大公无私”、“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等等背后，隐藏着真相，那就是：争权夺利的腥风血雨，实现野心的残酷杀戮，被剥夺的千万条无辜生命……这些事实的真相，使他们开始懂得什么是“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涵义，使他们慢慢地接受、最后不得不承认上面所说的那个历史的基本事实，使他们开始根据历史的基本事实来重新思考、改变信念。
当然，现在是愈来愈多的人相信这个“历史的基本事实”了。
其中有些人，根据这一“历史的基本事实”，建立起如此信念：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为强者、成为精英、成为成功者；社会的进步依靠竞争，体现出刺激强者、精英的动力；高贵、荣誉、智慧、财富、美德等等，只有强者精英才有资格拥有；为了成功，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要说不择手段亦并无不可，因为竞争是无情的，官场、商场就是战场；至于弱者庸众、劳苦大众，他们命该如此，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不过，亏得有强者、精英为他们提供温饱，现代还有慈善捐助；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那些不过是强者精英手中的筹码……
其中还有些人，根据这一历史的基本事实，虽然也建立起跟上述相同的信念，但他们想得更深更远，理论上有相当高的造诣；这些人虽然跟上述那些人一样，享受着强者精英们的优越感和幸福感，但不停留在感情上，理性让他们思考：怎样才能“再活五百年”？（电视剧《康熙大帝》主题曲中的歌词）怎样才能保住特权？怎样才能世代延续这荣华富贵？怎样才能永保江山？面对强者的争斗和弱者的反抗，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要寻找新的理论，特别是要对付“民主”，因为一旦实行民主，他们的奢望必将全部落空。他们从康熙、乾隆追溯到秦皇、汉武，再追溯到孔子、孟轲，终于发现了孟子的《仁政》这件宝贝！“仁”这个字，是具有神奇魅力的字眼！人们不是在埋怨“物欲横流、道德败坏”吗？那就抬出孔孟儒家的“仁义道德”来；“弱势群体”不是在反抗吗？那就抬出孟子的“不忍心”的“仁爱”来；现在不正是信仰危机吗？马克思主义不管用了，毛泽东这个太阳再也升不起了，趁如今“中国人的素质还低”，只求“有个好皇帝，有批好清官”，给一点“养生丧死”的小恩惠就会叩头如捣蒜，赶紧挂起“民为贵”的羊头，推出能让“仕者世禄”的《仁政》，捧出孔孟老祖宗这偶像，引导民众歌颂盛世、比“康乾盛世”还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世……，几千年的老传统真是好东西啊！既有专制、等级、愚民等好办法，又有“仁爱”、“忠恕”、“民为贵”的好名声！
其中另外有些人，根据历史的基本事实，重新思考了这样一些的问题：在历史上，不是经常发生被压迫民众的起义吗？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弱者庸众们，不是经常把少数统治者“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显示其威风吗？人民救星、人民英雄不是一直活在劳苦大众的心中吗？怎么能说，总是少数人得势？大多数人就没有翻身的时候了？历史难道就是强者、精英们书写的吗？……可是，反过来想一想，大多数的起义是失败的，真正能活在劳苦大众心中的人民救星，就是那些失败的起义领袖，他们悲壮的故事总是让人们无法忘怀，久久铭记在心。然而凡是成功的起义，都必须有良好而强固的组织，这组织必须有一批领袖，他们是胸怀雄才大略的强者、精英。当劳苦大众忙着把原统治者“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而大快人心的时候，这些强者、精英们正策划好了一整套精囊妙计，准备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精英的循环”，说得没错，旧的拥有特权的统治者被新的拥有更大特权的统治者取代。
然而，问题又来了，难道这是历史基本事实的全部？或者说，人类的历史，难道就是少数强者精英相互争斗、相互取代的历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怎么看待人类社会的进步或光明？先问：人类社会究竟有没有进步和光明？答案很清楚，有！再问：什么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光明？这是相对于反动和黑暗而言的，就是相对于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而言的；就是相对于用强权与暴力剥夺他人自由、劳动成果乃至生命的现象而言的；就是相对于专制独裁、掌控信息、蒙骗民众，以获一私或一群之利益的现象而言的。回顾历史，人们不能不承认，人类社会是日趋进步、愈多光明的，现今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仅举一例即可见一斑：许多国家里的黑人，两百多年前是奴隶，现在则是正在拥有愈来愈多权利的公民。说得明白一点，人类的进步与光明，其实就是指大多数人争得愈来愈多的公平、公正、自由及权利。
那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少数强者精英之间的相互争斗和相互取代，能导致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光明吗？显然不能！少数强者精英所争夺的，正是一私或一群之利益；强者精英所追求的是实现自己的雄心、野心，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求，得到不断升高的权力、地位和财富；强者精英之间的竞争，是紧张激烈的，容不得丝毫懈怠的，有时是血腥残酷的；强者精英之间的竞争，必定会经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淘汰，他们必须具备刚强、坚毅、敢于冒险、决不手软等等性格，他们必须对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观点、言论和行为，随时警惕，及时察觉，并及时采取行动，直到抓住时机给对方以致命一击；强者精英的成功或胜利，必定建筑在失败者的痛苦、屈服、耻辱等等上面，强者精英所夺到的利益，必定是建筑在他人的失去或者被剥夺的基础上……总之，基于上述以及尚未列举的种种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历史的基本事实”存在，仅仅是强者精英之间的竞争，那么，不管是在强者精英的心目中还是在其言行中，不可能给什么“公正”、“公平”、“他人的权利”等等留下任何余地！仅仅是强者精英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光明！
一定有另外的“历史的基本事实”存在，它对强者精英能起到制约的作用。所以上文说到：“一，不得不承认，这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之一；二，但不是“全部”事实。”下面，就来说第二点。
在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中，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弱者庸众是强者精英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依据和基础。
首先，一般而言，抽象说来，强者与弱者（或精英与庸众）的存在，都是互为前提、条件和依据的。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个组织，总是由这两部分人组成的，缺少了一方，另一方即不再存在，同样，这个社会、群体、组织亦即不再存在。
其次，弱者庸众参与了所有的人类社会的竞争，不管是社会群体在自然界里的竞争，不管是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还是强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竞争，都有、当然有而且必须有弱者庸众的参与！没有弱者庸众的参与，这些竞争简直无法进行！特别要指出的是，强者精英之间的竞争，不只是他们少数人的事情，不管是暴力相争还是物质生产或是买卖消费，哪一件事情少得了弱者庸众呢？没有弱者的参与，强者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强者精英们争夺来争夺去，究竟争夺些什么呢？归根到底，他们争夺的就是：占有更多的弱者庸众。强者之所以强，决定于他占有了一定数目的弱者，强者相争谁更强？决定于谁占有更多的弱者。或者换个说法，如果要成为强者，则必须争得一定数量弱者的支持、跟随和拥护，如果要成为更强者，则必须争得更多弱者的支持、跟随和拥护。一句话，弱者是强者之所以强的依据和基础，弱者是强者之所以更强的依据和基础。
打仗必需要炮灰，当选必需要选票，偶像必需要信徒，明星必需要追星族，名牌必需要大众认可，巨商必需要讨好消费者，“顾客就是上帝”，“服务至上” ……不管强者精英们的竞争采用何种手段，威逼利诱也好，巧取豪夺也罢，归根到底，他们争来争去，争的就是：谁占有更多的弱者庸众。
由此，从整个的历史看来，强者之间竞争以及相互取代的过程，必定同时存在一个并非强者自觉的趋势：趋于向弱者让步、投弱者所好、满足弱者之所需。历史呈现出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至今为止，历史呈现出所谓的“精英循环”，总是少数强者精英成为统治者并享受特权；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大多数弱者庸众，却逐渐争得愈来愈多的公平、公正、自由及权利。造成后一事实的原因，其一是始终存在着的、弱者对强者的不满和反抗，但是由于种种缘故，特别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弱者难以形成优良而强固的组织，大多数情况下，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自发的弱者的反抗，一般而言难以取得成果；原因其二，新兴的强者精英，为了取代旧有的强者精英，必须争取弱者的支持、跟随和拥护，因而也就必须用某些言行来迎合弱者的欲求，他们会同情、支持或参与、利用弱者对强者的不满和反抗，其中有的成为其领袖，可能最后成为新的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弱者的诸多欲求，弱者的不满和反抗，主要的集中的就是针对不公平、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等社会现象。所以，虽然结果总是少数人占得优势，但在新兴的强者精英取代旧有的强者精英的过程中，人类的进步和光明得到了推动和彰显，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地被继承、被积累、被发扬、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传统。
新兴的强者精英，一般是些不得志的、受压制的、潜在的强者精英，他们比弱者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会站在弱者这一边，成为弱者的代言人，揭露和抨击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黑暗，提出人类社会实现进步和光明的宣言、思想和理论，参与或组织弱者的反抗等等，在这方面，他们起到了一般弱者无法起到的作用。这些人当中，除了大多数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雄心、壮志、抱负以外，还有少数抱有某种信念的学者，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权势或财富，而是立志于对社会种种现象寻找其间的关系或规则，他们的信念各不相同，但正是这些人，为继承、积累、发扬人类历史中进步及光明的传统作出了贡献。
对于这第二个“历史的基本事实”，强者精英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接受的，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人类的理性必然会屈服于事实！经过几千年社会演变的历史经验教训，一部分强者精英终于认识到这个重要事实的存在。只有同时承认这两个“历史的基本事实”以后，人类理性、人类社会的演变才会出现新的转机，从此，人类的理性开始走上新的里程，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光明更有彰显；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等日益得到重视，对于如何组织社会、以利于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探究大有成就；这些都是近几百年以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无法藏匿的财富，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可以使用的财富；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至少在近百年来，始终产生着巨大的力量，推动各国各民族各社会日益彰显进步与光明，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这一段需要进一步阐述，本文暂不讨论）。
在此以前，强者精英们虽然不全部接受这第二个基本事实，但理性使他们不得不对其有所感知。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对其有所感知，如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天下就是少数统治者之天下，公田就是少数统治者之特权，得天下、享特权都需要“得其民”。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但是，他们只是有所感知而已，他们决不承认上述第二个“历史的基本事实”。儒家决不可能承认这一点，即弱者是强者之所以强、之所以更强的依据和基础。儒家竭力想证明的是，强者之所以强，少数人之所以成为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天也”，是“天义”，是“受之于天”，是“天授君权”；第二，是个人拥有天赋，加上不断“修身养心”；从“人性本善”角度说，是由于能将“仁义礼智”“扩而充之”；从“人性本恶”角度讲，是由于能“独行而不舍”“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也”；这才成为圣人君子，即成为强者精英，拥有“德性”，“智慧”和“气力”。儒家根本看不起弱者庸众，把他们看作是差遣役使、训导灌输的对象，看作是愚昧无知、低贱庸俗、只配卖苦力、不严加管教就会变成“贼民”的“众也”。儒家的理性，处在人类理性的低级阶段，即把弱者庸众当作强者精英的工具、手段，没有亦不可能到达更高的阶段，即把弱者庸众看作是强者精英的依据和基础。
虽然只是“有所感知”，但在持续了几百年战乱的那些年代里，从这“有所感知”而产生的儒家思想，就那段时期而言，是人类理性的一大进步。当然，与现代相比较，人类理性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儒家思想就必定显得陈旧、低级和初浅了。有些人不去总结儒家思想中对人类进步有益的东西，却拼命推出所谓“王道”、“王政”、“仁政”等等，一面还说什么：“中国人的素质低，不能搞民主”，其实，恰恰是这些自称的精英的理性，还停论在、留恋在人类理性的低级阶段；其实，恰恰是自称精英的这些人，“素质”太差！
特别要注意的是，有些强者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地位，他们要刻意掩盖和隐瞒两个“历史的基本事实”，特别是掩盖和隐瞒他们正是少数拥有特权的统治者这个事实，声称他们是“人民的救星”，他们将永远“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此同时，既得利益者们心领神会，紧紧跟着，形成“全球大合唱”。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全球进步的的潮流不允许！
自从人类社会在其成员出现第一次分化以来，始终存在着两类基本矛盾：强者之间的矛盾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事实，即本文上述提到的“历史的基本事实”；在探究如何处理两类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在逐步认识两个基本事实的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得到发展，在近几百年中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其中包括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理念，还包括实现这些理念的不断经过总结、整理的系统经验；现代人类的理性，正引导着愈来愈多的人，引导着这些人的欲求、感情以及言行，引导着这些人适应并参与到改善社会的进步事业中去，以使社会组织得更加符合它的原旨，即有利于更多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事实已经呈现出来，有些国家的社会不良现象大为减少，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正在努力实现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理念；中国从一百年前就开始加入这个潮流，但是反复很多，难度很大，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大多数强者精英的理性，跟不上着现代人类理性整体的水平。
历史是社会成员共同书写的，是强者精英和弱者庸众共同书写的，不过由强者精英来执笔，而在署名的时候，强者精英总想抹掉弱者庸众的名字。
附注：文中摘引一些名人学者的文字，请见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