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泊女（长篇小说节选）
汤凯
一. 五岁的记忆
和大多数人一样，要说我记事的年龄，大约就是在四、五岁的是时候吧。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期。那个时候，我是和妈妈一起住的。妈妈是南京鼓楼医院的护士，所以我们就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里。那间房间很小，一张大床，一个比我高不了多少的衣服柜子，一张木制的梳妆台，靠近门口一张桌子，我们在上面吃饭，那也是我做作业的书桌，就这些了。地面是由粗糙的水泥铺的，隔上一天就要起一层灰。不过妈妈从不让这灰起来，每天都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像她每天都要把所有的家具用干净的抹布擦上一遍一样。从小，我就发现了，妈妈是位特爱干净的女人。
妈妈不止仅我一个女儿，她还有两个，她们是我的大姐康惠和二姐康宁，一个大我五岁，一个大我三岁。不过，她们不和我们住，而是和奶奶住在一起。每逢星期天，妈妈就带着我去她们那儿玩；这个时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奶奶的家是在一条叫做臣贤街的口子上，据说这条街非常古老，两千多年前就在这儿了。妈妈总是把奶奶住的地方称作康家大院。这院子好大啊，院子里面还套着小院子，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用个台阶隔开。后来才知道，这小院子叫做进，每个进都有四、五个房间，而康家大院共有四个进。不过，奶奶和她的那些亲戚们只住在最里面的两个进，另外的两个是别人的。噢，奶奶的那些亲戚，那可不少。有两个和奶奶差不多大的老太太，一个是大姑奶奶，一个是二姑奶奶，都是我爷爷的妹妹。二姑奶奶一个人住，我有点怕她，因为她从来不笑。我听别人背后叫她老处女；后来是从二姐那儿我才弄明白这“老处女”的意思，原来二姑奶奶从来都没有处过男人。大姑奶奶嘛，我喜欢。她慈眉善目，见到我总是笑嘻嘻地抱起我：哟，小康兰又来啦，来，让姑奶奶亲一下。她家人也多，有她的男人，我们叫姑爷爷，他们的两个女儿，我们叫大姑姑和小姑姑（其实前面都应加一个“堂”字），她们的男人，我们叫大姑父和二姑父，而他们两家各自又有两个女儿，当然就是我的堂姐啦。每次我一进院子，呼啦啦，两个姐姐和四个堂姐一下子就把我围在中间，叽叽喳喳，像闹翻了天似的。连那二姑奶奶差点都要笑起来，嘴角向上弯了弯，冒出一句话“这些丫头，都快可以组成个红色娘子军了。”
大人们分好几堆。有的洗衣服，用洗衣板来回搓着脏衣服；有的晾被子，用根粗麻绳吊着斜挂在进子里；有的嘛，就是做中饭喽，做给我们吃。而我们呢？肯定就是出去玩啦。康惠最大，带头，我最小，殿后，七个女孩子，一溜烟地出了康家大院。
出门后，往左一拐，过了一座小石板桥，就来到了太平北路大街。大人们说，这条马路曾经是太平天国时京城里最大的。不过，那时的路边是光秃秃的。民国的时候，蒋介石“总统”要美化首都，沿着大街的两边栽上了漂亮的法国梧桐树。夏日里，梧桐树的树冠遮天蔽日，像是两行笔直的遮阳蓬，竖立在大街的两旁，只露过少许阳光，在人行道上画上细细的格子。我们就踩着这些晃动着格子，嘻嘻闹闹地往北头跑。左边是珍珠河，河面上漂浮着簇簇白毛毛，那是从梧桐树上吹下来的。康宁有时突然停下，从地上捡起根树枝，哎哎，对着大家叫唤，这次看谁捞的白毛更多，呼啦啦，大伙儿都向河边跑去。这个时候，大姐康惠总是尖叫起来：“康宁，就你来斯，当心啊。”一边叫着，她一边总是赶紧跑到我的身边，抓住我的手不放。路人看看我们，有的说，嘿，看看，这群小丫头怪好玩地。
闹啊，笑啊，我们终于来到了太平北路的东头。再往哪儿去呢？向左，那是鸡笼山，山里有鸡鸣寺。往右，那可大了，有九华山，还有紫金山。这个时候，大伙儿都不说话，只等着康惠发命令。“哎，”她皱皱眉头，“奶奶讲的今天我们要回去吃午饭，没得多少时间，我们还是去爬鸡笼山吧。”好啊，有堂姐附和着，我们好久没有看老和尚念经了。是啊，康宁接着，那老头怪好玩地，头上一根毛也没有。
这些，就是我那时的记忆。多快活啊。
我不应该漏掉一个人，那人在我的五岁的记忆里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时而让我愤懑，时而又让我想他。他，就是我的父亲。我恨他，不止因为我常年见不到他，更因为我由于他而常常在幼儿园里受别人的讥笑。他们会当着我的面唱他们编的小调：“康兰，康兰，爸爸是个坏蛋。”当然，这个时候幼儿园的阿姨们总是站出来保护我，训斥那些小孩：瞎说什么，再说，把你们关进厕所里去。
我想他，是因为我看得出来，妈妈想他，盼望着见到他。每次知道他要来看我们时，妈妈前一夜总是兴奋得就像我得了班上画画第一名似的，趿了拖鞋在屋里来回转悠。爸爸从不来妈妈这儿，而总是在奶奶那儿见我们，妈妈带我去时，也有点躲躲闪闪。她总是叮嘱我和两个姐姐，别告诉别人爸爸来看你们，这样对你们在学校不好。不过，与我不同，姐姐们却喜欢爸爸，尤其是康惠，都过了十岁了，一见了爸爸还是拉他的手，依在他的怀里。爸爸呢，反倒老是朝我这边看，还伸出手想摸我的头。我把头一扭，不让他碰。爸爸的手停在半空中，转过脸看着妈妈，眼里瞬间满是伤心的神情。康兰，不要这样，康惠红着脸责备我。没有关系，爸爸喘过气来，说你们三个都是爸爸的好女儿。
有件事儿当时我不明白。每次我们和爸爸见面后，奶奶总是对我和两个姐姐说，来，你们已经见过爸爸了，我带你们出去买麦芽糖吃。临出门时，奶奶总是很留意屋门是不是关好了；而这时，窗帘不知怎的总是被立即拉上。出去时，姑奶奶她们往往神秘兮兮的，和奶奶交换着眼色。堂姐们都被关在屋里，我们回来前，不让出来。
每次爸爸走后的那个星期，妈妈总是神采飞扬，脸色异常的红润。她一高兴，就唱歌，唱她最喜欢的苏联歌曲《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
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
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
我坐在床沿上，望着快乐的妈妈。就因为这，我想爸爸。
十多年后，当我已是一个初谙世事的少女后，母亲才给我讲了她和爸爸的故事。
四．大院风波
我住到奶奶这儿来之后，和姐姐们的新鲜感还仍是正浓的时候，康家大院就连续发生了几件事儿。
头一件事，就是造反派终于冲进了我们的院子。那段时间，奶奶和姑奶奶们成天都在那儿嘀咕，说这外边闹得这么厉害，怎么就跟当年日本鬼子进城时差不多。二姑奶奶更是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放在心口，嘴里面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佛主保佑我们。”我们不明白她们究竟有什么要担心的。放学后，我们就都跑到大院的门口，好奇地瞧着臣贤街上那些呼着口号游行的人们。有的时候，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那个人并不喊口号，而是低着头，驼着腰，胸前挂了块打着叉叉的大牌子。我们最喜欢看红卫兵；他们和其他造反派不大一样，都很年轻漂亮，有的比康惠也大不了几岁，穿着像是解放军那样的黄衣服，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腰里扎根皮带，好神气啊。那天，又有一队红卫兵过来啦，领头的还是个女的。他们走到我们面前，哎，突然右转，跑到康家大院里来了。我们兴奋地跟在后面，就好像跟他们是一伙儿似的。那女的一直往里进走，一边问，大人呢，你们家的大人呢？大姑父正好在家，跑了出来。嗨，你是康家的大人吗，女的问他。大姑父看这阵势，怎么不出声了，直往奶奶房间那儿看。奶奶出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姑奶奶。嘿，你是这家的主人，这房子是在你的名下？女的又问她。奶奶点点头。嗬，那女的猛地一步跃到三个老太太面前，点着她们的鼻子：知道现在什么时候吗，毛主席号召我们要铲除一切私有制的根源，你们的私人住房就是私有制。奶奶笑嘻嘻的，说，好丫头，有话好说，不要这么粗声粗气的嘛。女红卫兵眼睛一瞪：谁是你的丫头啊，我们这是在闹革命，今天是来给你一个警告。她手一挥，走，呼啦啦，这群人又跑了。
第二天，轰隆隆一下子有人拉进了几架轮胎被压得就要贴着地皮的平板车，上面堆满了桌子和椅子，甚至还有杉木的大衣柜，紧接着后面嘈嘈嚷嚷地冒出一家子人来，大大小小一大堆。“你们有政府的公文吗？”奶奶嗫嚅着声音问。要什么？再说一遍。那家的男主人，一个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剃着个平板头的人拖着长腔反问，那调拖得让我心里直打颤。我不知道，许多年后，就是这个人，别说是这一进房子，就是整个臣贤街也都属于他了。看到吗，他晃晃手中的一张薄薄的信纸，这是什么？这是南京市房产局革命委员会的公章，我们有凭有据，不是抢你的房子，从今天起，你们这第三进就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啦。
“呸，”有人往地上猛吐一口痰，那是康宁。
那平板头愣了愣，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苦笑，可须间那苦笑就变成了恼怒，叉着腰骂康宁：“哎，这小丫头，你怎么敢对抗革命委员会？你不怕戴高帽子游街被批斗？”这时候，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也是剃着个小平头的小男孩忽然从平板头的后面冒出来，指着康宁说：“你是大右派。”“呸，”康宁不说话，又是一口痰，这次不是朝着地面，而是向前飞去。小男孩那光光的前额上添上了一小坨粘粘的东西。奶奶把康宁挡在身体后面，向那平板头道歉，可她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冷冷的，倒像是在发命令：“对不起，我们家小女孩不懂事，可这右派的帽子不是随便就可以乱扣的。好，我们搬。”就这样，康家大大小小总共十四个人就被“请”到了只有四间房间的第四进，而这位姓崔的平板头，从前的瓦匠，如今的房产局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做了我们的邻居。
几天后，康家大院又出了件事儿。大院大门上那幅悬挂了三十多年的大篆“家康业兴”的匾额被人摘了下来。原来，游行的红卫兵路过门口，众人见那匾额，愤慨伐问，这是四旧，革命时期，还康什么家，兴哪门子业，给摘了。有人用那红旗杆猛捣一番，惶当一声，那匾就掉了下来。拿去劈了，有人叫唤。我们赶紧跑进去告诉奶奶。她慌忙跑了出来，见那地上的匾额，一屁股坐在上面，赖着不动。
“这是我那老头子留下的，要拿，连我也带去，”奶奶怒睁着眼睛，连我们都吓了一跳，从来没见她这样。一位女红卫兵冲到前面。我觉得她很好看，一双眸子黑黑的大眼睛，脸颊上绯红红的。可她一张嘴，却是凶神恶煞：“老太太，知趣点，你这是维护四旧。”康宁突然跑到奶奶的前面，用她的小手推那女孩，她的声怎么听起来也是凶巴巴的：“别碰我奶奶，我知道你是谁。”女孩吃一惊，我是谁？“你弟弟夏波是我们班上的，他成天就是读书，还看黄色小说，我们都要开会批判他了，你还是回家好好管管你的弟弟吧。”“嗬……，”周围轰然一阵笑声。女孩满脸通红，又不知该如何处置康宁，愣在那儿。康惠这时拉起我的手也跑到康宁的旁边，各自撸起她的膀子，三姐妹竟像堵墙似的横亘在奶奶前面。一时间，红卫兵们竟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崔主任正好回家，目睹这一切，捋着两个膀子站在那儿，好像很佩服似的看着我们。那群方才还是盛气凌人的红卫兵，现在都还原成了孩子，不知所措，竟都望着崔主任，尤若指望这个比他们大上十几岁的男人出个主意。“好啦，”这位康家大院的新主户两手叉腰，俨然一副领导的派头，“我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宣布，摘下这块四旧的板子，康家可以拿回去，但必须保证必须不再让人看见，最好是搁在床底下。”
第二天，那群人又来了，在那原来挂匾的地方，用红漆涂上了四个大字“党康国兴”。又过了一天，街头的那块街名牌子先是被涂了层白漆，接着被写上三个红字“晨先街”。这是区革委会叫改的，那刷漆的工人向路人解释，他们说“臣”“贤”都是封建的糟糠，要我们人民做皇帝的仆人，这怎么行？
二姐康宁这次“舍身救匾”，可让她成了“晨先”街的名人。那崔主任要么是因为占了康家的房子有点内疚，要么就是良心发现，总之，事后向邻居们尽讲我们三姐妹的好话，尤其是康宁，说她如何勇敢，就好像她是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的少年英雄刘胡兰似的。奶奶用一条旧棉被把那匾额裹了三层，真的就放在了床下面。就当你们的爷爷夜里陪你们一起睡觉，她对我们说。“虎口”夺匾，老太太心情好了些，暂时忘了那刚刚被抢走的那一进房子。康宁，她问二姐，这个夏波是真事吗？当然是真的，康宁回答奶奶，我在学校见过他姐姐，和他的妈妈一起来开家长会的。“不过，嗯，”她又眨眨眼睛。“嗯什么，”奶奶眯着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她。“就是，就是他看黄色小说是我瞎编的，我们也没有要批判他。”还就是呢，奶奶摸摸康宁的头，鬼丫头，我就猜你是在唬那女孩子，你们十岁的娃娃，哪懂什么黄色不黄色？不过，孩子们，奶奶认真地看着我们三个说，读书是好事，不要听现在外面胡咕叨什么读书无用论，将来你们长大了，只有读书才能做个有用的人，就像你爸爸，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奶奶的眼圈有点泛红。两个姐姐没有说话，我却问，奶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不是说右派们都是坏蛋吗？奶奶沉默许久，眼睛望着地面。她抬起头，拉过我的手，一字一板地说：康惠，康宁，康兰，你们要记住，你们的亲爸爸是好人，他一定会回来的。在外边别提你亲爸爸；你们现在的爸爸是方德，一位医生。不是医生，是开药的，康宁插嘴。
那天晚上，奶奶睡在我们三个中间，讲了爷爷和这匾额的故事。
五。康漕公的故事
你们的爷爷嘛，奶奶告诉我们，人们都叫他康漕公，漕公嘛，就是用自己的船在水上运东西的人。爷爷的爸爸可不是漕公，是个菜公，因为他们家那时还是南京江宁乡下的一个菜农。爷爷十五岁的那年，有个叫袁世凯的人要做中国的皇帝，别人不同意，就打起仗来。兵荒马乱的，康菜公眼看着这卖菜养活不了一家大小，就对他的儿子说，你自己到外面闯荡去吧，我和你妈妈种菜养我们自己和你的两个妹妹，你已经是大人，就靠你自己啦。爷爷呢，就来到南京城里的下关码头作了个扛包工，帮漕公们往船上船下扛米袋子。那时，人们叫他康膀子。
康膀子扛了快五年的米袋子，扛得胳膊上的疙瘩筋肉一块一块的，可口袋里却仍是空空的，留不下一个铜板寄给菜公。他琢磨，为什么那些漕公们就能过好日子呢？漕公们都不扛包。船靠了岸，出来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吆喝爷爷他们这些扛包工，而漕公们自己都到码头上的馆子里喝酒去了。喝完了酒，嗓子里还冒着饱嗝，他们又接着伴子到夫子庙那儿靠近秦淮河边的那些巷子里去转悠，总有穿着旗袍的女人等着他们。就因为他们有船，康膀子终于明白。他下了决心，他也要有船，他也要做漕公。做漕公，先得做船工，他就拎了两瓶烧酒去找码头上很有名气的一个脸上有些麻子的漕公，请求到他的船上做工。那人喝着烧酒，眼球子瞄瞄康膀子膀子上膨起的疙瘩肉，就答应了，但警告他：这船上的活比陆地上还累，当然铜板可以多拿些，可你要是偷懒，我亲手把你扔进扬子江里。
那麻子漕公有三条船，他把康膀子分派到其中最小最破的一条。康膀子一干就是三年，从抹甲板的一直做到大副。其实，这大副是最累的，得领头带着十几个船员干所有的苦活儿。康膀子仍然在卖膀子。这个时候，又打仗了，打得更火热，这次是民国和北方的军阀打。康膀子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民国的部队和军阀在武汉酣战，亟需武器弹药，等着从上海江运到武汉。可军阀不是傻子，往江中间开大炮，硬是不让船靠近武汉。死了几十个人，沉了十几条船后，漕公们都吓跑了，没人运武器了。民国的统帅蒋介石急了，下令征召漕公，这次船费大洋翻五倍，但被召的漕公若不应征，暨军法从事。麻子漕公被征召，可他的三个船长都是无影无踪，躲在秦淮河边的相好那儿去了。麻子漕公眼看自己的脑袋也许就要落地，求康膀子指挥出船，说这船费的四分之一都给他，以后他就是这船的船长，也不用再卖膀子了。康膀子不出声，只是低着头搓他的光脚丫子。麻子漕公急了，一咬牙，好，一半的船费给你。康膀子仍不说话，又搓他的脚底板。麻子漕公要掉眼泪了，姑爷爷，你就救我一命吧。
康膀子终于开口了：“几年来承蒙漕公关照，得以在船上混口饭吃，可我也对得起漕公，流的汗水也可用来冲洗这甲板两三次了。此次出航，我不要你的一块大洋，但有两个条件。”
“请讲。”
“第一，你给每个船员加薪一倍，另外，若有船员死在炮弹下，你须给他的家属五十块大洋以善扶后。”
“好，我给。第二个呢？”
“第二，出航前，你立字将这船过给我。”
麻子漕公倒吸了口气，这是哪家子买卖，我这船即使再破，也至少值那船费的五六倍了，这不是在抢我的船吗？康膀子看看他，说，此次出航是凶多吉少，我的命都豁出去了，你又何不拿一条反正要被炸沉的破船作个人情？麻子漕公思索再三，想想这船若明天再不出航，那等着自己的就是老虎桥监狱里的牢房，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好吧。
自那天后，康膀子就成了康漕公。那次他没有被炸死。他带了条小船，离武汉码头还有十来里航程时，他就停了船，用小船运那军火，尽贴着江边悄悄地走。等到军阀终于发现他们时，小船已经来回几十趟了。康漕公弃了小船和所有的重物，开足了马力没命地逃。炮弹像雨点似的泻下来，可已是强弓之末，被抛在了后面，唯一中的一个，也是康漕公的造化，竟是颗哑弹，只是把甲板砸了个窟窿而已。沿途中，他又揽活得了两笔生意。等到回到南京下关码头时，名声大赫，成了所有漕公们的骄傲。麻子漕头见船员一个没死，省了要赔的大洋，自己原是那立了功的船的主人，竟也沾沾自喜，忘了这船现在已经改姓了康，高兴地对康漕公和那十几个船员说，干得好，走，我请你们到夫子庙看戏去。
也就是在康膀子成了康漕公的第二年，他娶了奶奶。康漕公其实早在三年前就打奶奶的主意了。他帮麻子漕公运大米到无锡城里的一家米行，膀子上驮着米袋，眼睛则尽往柜台后面的一位姑娘那儿瞟，心跳得怦怦响：怎么喝这太湖水长大的姑娘就是比喝那长江水的漂亮？那米行的老板看在眼里，再瞧瞧他膀子上的疙瘩筋肉，就拍拍康膀子的肩头：小伙子，想娶我的女儿吗？等你做了漕公后；我们等你三年。
奶奶嫁过去后，就睡在康漕公的船上。那条船已经改了名字，现在叫太湖号。夫妻两个没日没夜地跑，别人不接的生意，康漕公总是接，原来是单程的活儿，他尽量做成双程的买卖，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火，到最后竟把麻子漕公的另外两条船也买了下来。买船时，康漕公安慰麻子漕公，说他应该是一个天生命贵的人，不值得与像康漕公这样天生劳碌命的人拚，现在卖了船，拿了这许多钱，不如正好借此收山，去享清福。那麻子还真的听了康漕公的话，去找秦淮河旁的一个青楼的相好了。
也就是在康漕公三十岁的那年，他盖了康家大院。是算命先生叫他盖的。他和太湖女在船上生了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还得痢疾夭折了。康漕公急了，怕康菜公死时还抱不到孙子。他跑到鸡鸣寺去算命，算命先生要他盖一个四进的大院子，大门上还要挂一块四个字的匾额，盖好后太湖女就得住在那儿，不能再上船，这样的话，保证他两年内抱儿子。康漕公倾他这些年积攒的全部就盖了这大院。那匾额上的四个字是找了中央大学的一位大画家写的，还花了康漕公五十块大洋。不过，这一切都值了，因为太湖女果真在两年后生下了天赐。康漕公喜得让三条船上的船工都放了三天假，每人还给了足够的酒钱和戏钱，叫他们去夫子庙作乐。他把康菜公两口子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也从乡下接进了康家大院。不过那康菜公抱着孙子仅乐了几天，终于耐不住城里的寂寞，带着老伴又回乡下种他的萝卜去了。两个女儿则不走，要在城里找男人嫁。
生了儿子的康漕公跑得更欢了。他把那条最大的船改名为天赐号，让太湖女照料着康家大院，自己则照旧睡在天赐号上。虽已是漕公，可也许真是劳碌命，他仍然和船员一起卖他的膀子扛米袋子，甚至搞得太湖女的老爹也不高兴，对女儿说，你家男人不要面子，可他的老丈人还要。不过，他卖膀子，船员们当然也得卖，还必须起劲地卖。那几年，真是有点风调雨顺，闹革命的红军被蒋委员长赶到大草原外边去了，国民政府要振兴经济，晚上站在燕子矶上看长江，像是条铺满了星星的带子，那都是运货船的杆灯上发出的光，而其中一束，肯定是从康漕公的船上发出的。康漕公有个梦想，再卖他十年膀子，到时候他要做这长江上最大的漕公。
可是，就在天赐五岁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了，也打破了康漕公的梦。
日本人先是从飞机上往城里扔炸弹，一开始时零星星的，也许只是吓唬南京的市民。可是双十节后，风声就紧了，飞机在天上轰炸，陆地上的大炮更厉害，开花的炮弹炸死了许多人。炮弹厉害，而人们口里的传言更吓人，尤其是女人们，都说那日本鬼子虽是脚短人矮，但特别嗜好折磨女人，这报纸上也有报道，有两个日本少佐比赛蹂躏中国女人，奸淫后，把女人的乳房割下来做纪念，还用军刀在女人的那里自下而上捅，只剩个刀柄留在外面。康家大院里的女人们听后吓得挤在一间房子里睡。康漕公想，这也不是个办法。终于，下了决心，用船把康家的人送到香港逃难。不止康家的人，所有臣贤街的女人和孩子们，只要想走的，康漕公都答应带。到最后，太湖号临开船的时候，不止这臣贤街，连附近几条街上的女人们都挤上来了。是姑爷爷开船，他就是船上的大副，那时他和姑奶奶已经有了我的两个堂姑姑了。
康家大院除了男主人，只有一人没有走，就是二姑奶奶。她那时已经开始信佛了。她说，佛能保佑她和这康家大院。
太湖号从上海的吴淞口出了长江刚过一星期，上海就给鬼子占了。南京城里乱得像是炸开了锅。蒋委员长又征召漕公了，这次不是运军火，而是运人，运整个国民政府到重庆去。康漕公的两条大船被征了，天赐号运所有的部长们和他们的眷属，另一条则是运他们的家具。本来只被征了一条船，可后来发现部长门的眷属亲戚怎么这么多，他们的家具也特别沉，大多是楠木做的，那位管征召的一位姓宋的部长就又征了康漕公的一条。康漕公亲自开天赐号。两条船刚离开下关码头，康漕公就看见士兵们把码头给炸了。呀，他叫起来，那城里的市民怎么渡江逃命啊，还有那些守城的士兵？在一旁监督的宋部长叹了口气，连道“真可惜，真可惜。”
康漕公的两条船，最后只有他开的那条到达了重庆，另外的一条被日本人的飞机在空中追着给炸沉到江底了。那船是在康漕公的眼皮子底下沉没的；船沉下去时，船员们的尸体就冒上来了，还有那些被炸烂的大衣柜的碎片。康漕公想想这些已经跟了他十多年的船员，眼泪不禁扑簌直掉。不止他一人流泪，他看见船舱里也有好些女人是挺伤心的样子。那些都是很漂亮的女人，穿着好看的旗袍，手指又白又细，眉毛也是画的细细的。其中一个看上去特别娇贵的太太好像也特别伤心，一边用一块精致的小手帕擦着眼睛，一边对身旁的人叹气：“嗯，好可惜啊，那可是我丈夫当年从日本买来的。”操你妈的，康漕公在心里狠狠地骂那女人，原来你不是在哭我的船员。
康漕公后来在重庆遇到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才得知原先人们口里的那些传言都是真的，这日本人不是人，杀南京人就像是在杀鸡，流的血把长江水染得就跟康菜公种的红番茄似的。他暗自庆幸幸亏把太湖女他们送了出去。
和太湖女这一分离就是五年。太湖女他们辗转到了香港，就靠着姑爷爷在筲箕湾打鱼度日。五年后，当太湖女他们乘着那条已经是破烂不堪的太湖号又回到下关码头时，第一眼就看见了天赐号。康漕公和太湖女抱着头大哭一场。康漕公对着那船上的一干人说，我们的康家大院还在，我还有这两只船，管他是日本人当政还是汪精卫做主席，人们照旧要吃饭，还要人运大米，我还会再起来的。
又过了三年，当康漕公又添了一条船时，日本人投降了。蒋委员长又回来了，不过现在换了头衔，是总统了。和八年前他仓皇离开南京不同，这次他是威风凛凛地回来的，后面跟着数不胜数的大官小官，还有美国人。神气的蒋总统似乎也给康漕公带来了好运，仅两年，他又增添了两条船。康漕公又开始雄心勃勃，重新做他的长江大漕公的梦了。
可是好景不长，又打仗了，这次是蒋总统和共产党打，比跟日本人打仗还厉害，打得天昏地暗，死得人也多多了，而且都是中国人。和上次不同，这次蒋总统怎么不行了，只几年，那共产党的解放军就打到长江边了。南京城乱开了锅，跟那十二年前日本人打来时一模一样。康漕公的船又被征召了，只是这次是向东走，送部长们和他们的家人到上海去。康漕公的五条船都被征了，因为这次要运的官员比上次多多了，不仅有部长，还有处长，科长，而且部长们这次不仅带家具，还有轿车，把五条船塞得满满的。康漕公的船到了吴淞口，上面的人和东西被挪到一条大海轮上，那大海轮刚刚出了海，康漕公还能看见那轮上大烟囱中冒出的浓烟，解放军的炮弹就落下来了。
康漕公的船被解放军“俘虏”了，第二天报纸上就有了报道，还说这支国民党部队的江上运输队的队长也被共产党俘获，就是康漕公。
从此，康漕公就没再回来。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那时传说在占领上海的特殊时期，解放军为防敌特的破坏，对俘虏的国民党部队，排长以下的立即释放，师长以上的立即保护，唯独连营团长，如觉可疑，可以先杀后报。据后来回来的船员告诉太湖女，抓他们的那个解放军连长放了他们，却带走了康漕公，还上了绑，说运输队长应该算是团长，要特殊处理。
那年，康漕公刚好五十岁。而这，就是我的爷爷的故事。
奶奶说完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爷爷要是能活到今天，也该有六十七岁了，比姑爷爷还大。我呢，则想到了白天学校里老师讲的话，她说地主和资本家都是坏人。爷爷是资本家吗？他不是有自己的船，还有好多人替他干活吗？可他并不像是坏人啊，我一点都不恨他。
我心里面还冒出两个大问号。菩萨最后究竟有没有从日本人手里保佑住二姑奶奶？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亲姑姑呢？我想问奶奶，可她已经睡着了。
(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