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妈 (短篇小说)
洪佳与
提起三子妈，口子大院里的老人们现在可是羡慕死了。
她七十岁生日的这天，三个儿子各家三口子，还有王老师夫妇俩，一齐来给她祝寿。她那套住了整整四十年的平房太小，就跟孩子们小时候的那样，在门外的水泥地上搭起张长板木桌子，一打的人在屋外吃她的寿宴，还放了许多的鞭炮。前一天，为了准备这桌饭，老太太的三个儿媳妇拉着她一块儿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蔬菜和鱼虾。老太太被媳妇们挽着胳膊，左右各一，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女人，三个头发正在变白的中年女人，亲亲热热，嘻嘻哈哈地“招摇过市”。住在新西楼的那位蔡老太太（当年她俩可是没少吵架）见此景，忍不住推窗叫唤：“三子妈，你可真有福气啊。”
破天荒，生日这天三子妈请了假，整天没出去。而翌日，她又像平日一样忙碌起来。天蒙蒙亮就起床，依旧拎着个大菜篮子到菜市场买菜。她总是说，街市上的蔬菜越早买越好，去迟了菜都蔫了。她讨起价来有板有眼，还有据可凭，老是拿其它的街市上的价格作比较，弄得卖菜的无话可说。她不只是买自家子的菜，还有王老师一家的。王老师相信她，一切由了她，从来不问价钱。可三子妈每天都提醒自己，王老师对钱没概念，常常大手大脚，得替她抠着点。
从街市回来，她就做老三一家和她自己的早饭。她老了，吃不了什么，可在大学门口开报亭的老三和他媳妇要吃饱，还有明年就要考大学的外孙女，她的营养决不能马虎。三个荷包蛋必不可少，老三他们一人一个，稀饭咸菜，外加给外孙女的酸奶，有时还添上油条烧饼。等到老三一家出了门，她抽空把菜洗了折了，米淘了，也许再切好肉丝。看看已近九点，就提着给王老师家买的菜，奔新北楼去了。王老师和她的老伴空巢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美国，成天闷得慌，每天都盼着见三子妈。三子妈帮他们打扫卫生，把锅子盘子擦得可以当镜子，地板拖得亮锃锃，做好两顿饭，还不停地和王老师说话儿。两个小时后，她又赶回自个儿的家，得做自家的中饭了。这顿可是大量，除了老三一家，还要加上老四在附近读初三的儿子，他正在发育，吃得顶上老三一家。孙子和外孙女从学校回来，坐下就吃，三子妈则没坐，而是抱着饭盒给老三和媳妇送饭去了。搞搞弄弄，等到两个孩子又去了学校，刷碗抹桌后，已是午后一点半了。她会打个盹儿，歇歇自己已经很老的筋骨。下午三点，她还要到新南楼的一家去，给那家的两个老人做顿晚饭。然后呢，就弄自家的晚饭。一天下来，直到晚上八点以后，她才真正地歇息下来。老三和媳妇照旧在里屋看电视，外孙女自是趴在外屋的饭桌上做作业。这个时候，三子妈反倒不自在起来，不知道要做什么。早些年，她就坐在床沿上织给外孙女的毛衣。如今眼花得太厉害，看不清针线了。东磨西蹭，挨到了九点半，她就上床了。
忙碌了一天，犹如她那一生。
她有名有姓，尽管人们早已忘了，只知道她叫三子妈。起因颇有意思。文革初期她家搬进口子大院后，她的老三尽调皮捣蛋，欺负院子里老师们的小孩，惹得邻居们气恼不已，碰面常互相问：“今天又向三子他妈告状啦？”久而久之，她的大名就成了三子妈，干脆连那个“他”也省了。
口子大院的前身是一排十几座比邻的二层洋房，位于南京N大学的校园区内。房子是在日本鬼子投降的那年造的，里面住的都是些早期留过洋的教授，所以被誉之为“教授楼”。到了一九五四年，学校在“教授楼”的正北边盖了一排四层高的宿舍楼，二室一厅加阳台，主要是供给N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一批留校毕业生。几年后这批人都升了讲师，这楼也就得了一个相应的名字，“讲师搂”。几年下来，陆陆续续又有新人毕业留校，于是学校在两排楼房的西端又盖了一排四层楼的宿舍，面东朝西，没有阳台，公用的厕所和厨房，号称“助教楼”，因为里面的户主都是助教职称。如此这般，三排楼构成了一个缺了右边一竖的“口”字。
不过，口子大院这个名字真的被叫起来，则要等到文革开始的那一年。首先是三排楼房的名字变了，分别被改成了新南楼、新北楼、新西楼。造反派说了，还叫什么教授楼，反动学术权威，老婆都是地主出生，没游街就不错了。紧接着，又有人提议，知识分子要和劳动人们打成一片，吃住也要在一起。于是，在新南楼和新北楼的东端呼地冒起一排平房，将两搂连接起来，只在中间留了块缺口供人进出。口子大院从此诞生了。自然地，那排平房叫做新东楼，它是专门供给大学里的“非知识分子”职工的。
新东楼的第一家住户，就是三子妈一家。她搬进来的那天，着实让大院里的人吓了一跳，因为跟在她和她爱人刘师傅后面一溜儿竟然有五个孩子，从十一岁的老大，到还是穿着开裆裤的老五，清一色的男娃。老师们家里的孩子一般都是两个，三个的可说是凤毛麟角。而如今突然间冒出这么一个“大户”，妈妈还偏偏年轻，最多是三十出头，不免就有人说三道四。比如住在新西楼三楼的那位蔡老师，就与邻居窃窃私语：“有什么神气的，食堂里盛饭的，就知道生。”
三子妈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加之她对作老师的总是特别的尊敬，认为他们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所以自从进了大院后，逢人碰面总是点头堆笑。不想她的老三出奇的泼皮霸道，偏偏添乱子，看着老师们的小孩子好欺负，老是打他们，很快地就得了个“口子大院小霸王”的恶名，害得他妈三天两头向登门告状的家长门赔礼道歉，而每次又总是以老三挨他妈一顿狠揍结束。她是真的打，脱下鞋子用鞋跟狠命地抽，惹得告状的家长反倒不好意思起来，赶紧止住她，连说算了算了，他个六七岁的孩子又懂得什么。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院里的人们见三子妈待人谦卑友善，渐渐地就忘了“食堂里盛饭的会生小孩”这档子事，女人们在路上碰到她，反倒常常停步与她唠起家常来。不过，有一次人们终于发现，三子妈也不总是笑脸迎人的。有一天傍晚，晚饭的时候，大院里忽然响起了一阵喧闹。待大家探头一看，竟然是三子妈拉着老二和老三站在新西楼底下在和蔡老师吵架。三子妈声音里带着哭腔，仰头尖声叫骂：“姓蔡的，你的良心叫狗叼了，凭什么诬陷我的孩子，伤他们的心，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你下来。”蔡老师起初还探出脑袋回她，说她的儿子就是讨人嫌，活该，可后来见楼下开始聚了不少邻居，大多替三子妈帮腔，就缩回了头，成了哑巴。人们瞧见三子妈眼泪都出来了，看来真是伤透了心。原来新西楼里最近新搬来了一家，该家十二岁的孩子很快成了大院里小孩子的头儿。那天下午，那孩子呼啦啦领着大院里一帮小孩去玄武湖游泳。三子妈的老二老三兴冲冲也跟了去，却遭到了那孩子的白眼，说他妈妈不让他和他俩玩，因为蔡老师跟他妈说了，三子妈家的小孩都是万人嫌，躲得越远越好。三子妈下班回来，眼瞧着孩子们脸上委屈的眼泪，想想这大半年来耳朵根子里钻进的那些碎言损语，终于是火山爆发，冲了出去。
那天夜里，三子妈却失眠了。辗转反侧，她很为吵架的事情后悔。那姓蔡的嘴贱，她不后悔骂嘴贱的人。后悔的是自己这样像个泼妇似的骂街，邻居们怎么看她。她最担心的就是新南楼的王教授一家 -- 他们会对自己很失望吗？
第二天，她在院子里撞上了买菜回来的王妈。她意欲避开，可老太太偏偏站在那儿唤她：“哎，小宁子，你过来。”三子妈知道躲不过去了，挨到王妈的身旁，脸庞红得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王妈，给你丢脸了。王伯知道了吗？”老太太却把菜篮子递给她，要她帮着拎到四楼上去。待进了楼道，她拉拉三子妈的衣角，凑着她的耳根轻声说：“小宁子，骂得好，那姓蔡的是小人得志。”
其实说起来，三子妈才是这口子大院里资历最老的住户，和王教授一家。
她父亲是搬运工，民国的时候在南京下关码头扛米袋，到了三十好几才从老家苏北农村娶了个女人，生下了她，昵称小宁子，那是一九三五年。十岁那年，爸爸出了事故，被从卸货架子上掉下来的国军的炮弹砸死了。这个时候，她妈妈已经作了五六年的全天保姆，主人是在中央大学任教的王教授。王教授那时刚刚搬进“教授楼”；他夫妇俩心好，让小宁子母女俩住在家里，也算有了个安身的地方。母女俩相依为命了几年，谁料到在她十三岁那年，母亲突然得了肝病，撒手人寰，抛下个孤零零的她。此时恰逢老蒋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大小官员自顾不暇，谁还来操心一个老大不小的孤儿。又是王教授收留了她。满了十七岁，王教授又跑到学校说情，从此她作了大学食堂里的一名杂工，切菜盛饭扫地，什么都做。
十八岁那年，大学团委组织年青职工们去春游，观赏梅花。三月的石头城，小河里溪水潺潺，岸边的柳树嫩芽青青，上面欢跳着报春的喜鹊，整个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爱意。一路上，小青年们欣赏着春天的江南风景，叽叽喳喳，有人唱起了歌，曲子是苏联的《喀秋莎》，好不热闹。小宁子走在人群中，隐隐约约感受到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她，盯得她浑身火辣辣的。她心里清楚，盯她的是在厨房里炒菜的小刘师傅，那位高高大大的从刘邓三野大军里转业下来的山东小伙子。不止是小宁子她自己，有眼灵的旁人也注意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大伙儿坐在嫩草青青的草坪上吃自带的便当，有人提议小刘师傅和小宁子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要求两人一定要以正宗的山东话和老南京话朗诵。小宁子脸红得犹如个熟透了的柿子，死活不就，可最后还是被众人“揪”了起来。及他俩开了口，那山东济南郊区的土话掺上南京下关土语，南腔北调，顿挫抑扬，笑得人们半天立不起来身子。
那天以后，下班时，小宁子就经常在自己的黄书包里发现新的东西，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尽是好吃的，什么糍粑、锅巴、包子，甚至还有盒子盛的扬州狮子头。她知道这是谁送的，又无由退回去，就只能红着脸拎回家，和同寝室的小姐妹们分享。她们都知道原委，逼小宁子，说刘师傅长得高大英俊，还是复员军人，有入党提干的希望，脾气又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你还等什么。小宁子板起脸，说你们喜欢你们自己找他去，可心里却是幸福，期待着刘师傅的下一步。两个月后，那个下一步终于等来了。周六下班时，她在书包里没翻出来吃的，却掏出了一张薄薄的纸条，写着：小宁子同志，明天想请你看电影《南征北战》，票在里面，可以吗？刘师傅。她心跳得厉害，左右看看，匆忙跑去见王教授和他爱人王妈（她从小就这样称呼王太太）。终生大事，她要听他们的。
半年后，小宁子和大她五岁的刘师傅的婚礼在学校的食堂举行，证婚人就是王教授和他的爱人。王教授在欧洲喝的洋墨水，结婚也像洋人那样，一定要小宁子有个伴娘，而这伴娘不是别人，正是王教授的独养女儿王老师，她自己也才作了新娘子不久，刚刚搬进了新北楼。来了好多人，除了学校里的职工，还有几个当年和刘师傅一起揣着冲锋枪冲进老蒋总统府的战友。先由王教授致词，他介绍了小宁子的一生，父母双亡，是个善良勤劳的女孩子，一定会是位好妻子，要求刘师傅今后要好好待她。接着是新郎当年的排长讲话，称赞刘师傅当年可是位冲锋陷阵的战士，在战场上像头凶猛的狮子，但在家里则一定会变成一只温顺的绵羊，逗得大伙儿轰然大笑。悠扬的手风琴声响了起来，年轻人手拉着手，围成了圈子，雀跃跳起了《青春舞曲》。欢快的乐曲中，小宁子紧紧地拽着新郎的手，仰脸看着他那同样是兴奋得发光的脸庞，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
那位拉手风琴的叫仲任，长的眉清目秀，留着一头秀美的二分头，是本校三年级的学生，因拉得一手好琴，被王教授拉来助兴。谁又能预料到呢，就是这个看上去文静老实的年轻人，十几年后竟然给王教授和小宁子两家带来了无以描述的噩运。这是后话。
婚后不到一年，小宁子就生了老大。她和刘师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探望王伯和王妈，总是带着孩子去。最先只有老大，然后呢，那可不得了，老二，老三，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添了老五，王教授双手做了个“丁”字，连道好啦好啦，你不能再生了，到此为止，政府鼓励生，但也不能这个生法。小宁子红着脸不出声，倒是一旁的王妈开了口，说老头子你烦啥子心，她永远也不会生啦。原来小宁子偷偷告诉了王妈，她已经结扎了。这年刘师傅终于入了党，仍然炒菜，但责任大了，学校食堂里所有炒菜的都归他管。丈夫干得带劲，小宁子脸上也是美滋滋的，见人总是笑。日子过得虽是清贫，可看看左右，大家都是如此，就连王教授这样有地位的大教授，也照样提篮买菜，蹬着脚踏子。
心地纯朴的她，过着简单纯朴的日子。
可是，真正的生活也许才刚刚开始。
就在三子妈搬进口子大院不到两年的时候，院子里又有人搬家了，不过这次属内部调整，是王教授和蔡老师一家互换。原来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作了决定，教授们都得搬出新南楼，反动学术权威怎么还能继续住那么大的房子，只有革命群众才配住。当然也不是一般的革命群众，得像蔡老师的爱人仲任那样的。原来不知怎的，仲任作为教师的代表进了校革命委员会，也许是因为文革开始时他刷的大字报最多，也许就因为他家是三代贫农，反正他现在可是大院里最红的人物。
这次搬家不久后的一天，高音喇叭里忽然播放出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口子大院晚上要开大会，批斗“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有人从食堂里搬来了长桌子，在院子里搭了个露台，又在电线杆子上系了几盞大白织灯泡，把那台子照得惨白。七点没到，喇叭里就开始催人了。三子妈不感兴趣，想呆在屋里，可作为党员的刘师傅不得不去，她也就跟着了。她看见台子上笔直地站着五个人，犹如五支铅笔，头上都套着个高高的用白纸做的三角形的帽子，就像个笔盖子似的。先是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起立唱《东方红》。紧接着，雄赳赳地跑上来十个戴着红袖章的人，两个人一个，站到五个人的后面。大喇叭里冒出仲任的声音：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黑五类！倏地，戴高帽子的人的两个膀子被后边的人猛地揪起来，脖子则被硬按了下去。中间的那人头一低，纸帽子掉了下来。抬起你的狗头，地主婆，喇叭里传出仲任的怒吼声。那人仰起了头，露出了一张苍老的脸和花白的头发。
那是王妈，可怜的王妈！三子妈拼命地往台子边挤，却被刘师傅一把拽住。
次日一早，三子妈和刘师傅没吃早饭就去看王妈，穿过院子时她的眼圈又变得通红。进了新西楼，她看见有小孩子端着饭碗往三楼跑，嘴里面还喊着“有人上吊啦”。她心里咯噔一下，紧跟着蹿上楼梯。到了三楼，见那公用厕所门外已经攒了一大堆人，默默地围着什么。她的心犹若被栓上了个千斤坨子，一直往下坠，脚步也像是粘了个秤砣，挪动不得 -- 她害怕真的见到那一幕。人们看见她，自动地让出了块缺口。刘师傅搀扶着她往里走，她终于看到了那一幕：王教授盘腿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王妈大半个身体也是僵硬地搁在地上，唯她的上半身被王教授裹在怀里，脖子上清晰可见一道深深的红箍印子，脸上神色煞白可怕。已经没气了，三子妈听到有人说。她眼睛一黑，扑倒在王妈的身上。
这已经不是大院里的第一次死人了。文革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位教研室的主任从新北楼四楼跳下来摔死了。院子里的人除了最初道声惋惜外，似乎都急于把这件事忘掉。三子妈可做不到。第二天，她从下午三点起就站在大院的“门口”。等到五点多，看到仲任推着自行车回来了，她冲上去，扳住车的龙头，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姓仲的，你这黑心黑肺的，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仲任设法躲开她，嘴里却不软：“我又没叫她自杀，她是自绝于人民，你别站错了立场。”呸，三子妈对着他的后背猛唾一声。
王妈死后，王老师要接她的爸爸到新北楼去住，可王教授不愿意，说他还不老，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三子妈怕他伤心寂寞，死缠硬磨，终于说服他每晚到她那儿吃饭。她家房间小，就在房门外的地上搭了个长木板桌子，吃饭的时候一家七口加上王教授，把个桌子围得满满的，过路的邻居看了都唤她，三子妈，你们家真热闹啊。这么一大家子，五个儿子又不断地争着向王爷爷（他们从小就这样叫）讲他们的事情，两个月下来，王教授的心情好多了。他尤其喜欢老幺五子，赞他口齿伶俐，脑袋瓜子灵巧，将来会是个人物。实际上，与三子截然相反，五子在大院里是人见人爱，都说他长得和电影《红岩》里的那个小萝卜头一模一样。三子妈见王教授喜欢五子，就叫他白天去跟王教授学画画（王教授在欧洲学的是建筑）。她自己可不懂画，也不感兴趣，图得是能让王教授高兴，消除寂寞。
五子天生聪敏，跟着王爷爷学了才一年，已经是有模有样，尤其是铅笔画临摹，替左邻右舍画肖像，极受喜爱，名扬大院。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把他的画送到区里举办的“红小兵革命画展”比赛，竟然得了第一名，搞得整个大院都喜气洋洋似的。王教授自是喜形于色，偷偷地跟三子妈说，他一定会好好教五子，这世道不会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知识分子和搞艺术的终究是要受人尊敬的，五子将来不定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六月里，梅雨来了，老天爷可不管这人间的文化大革命，罔顾什么阶级斗争，洪汛照发，把个南京城搞得水漫金山，到处是汩汩的水潭子。大学停课闹革命，老师们成天没事，正好接受“劳动教育”，于是校革命委员会派了三四百个青壮年老师去长江边上堵沙袋抗洪。一连四天，三子妈和刘师傅起早贪黑，在食堂里忙碌着为这几百个人做三顿饭，用卡车运到江边。临到第五天的凌晨，想想已经有四天没给孩子们弄饭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糊过来的，三子妈于心不忍，就叫刘师傅自个儿先走，她给孩子们弄了早饭再去。搞阶级斗争的年代，没东西弄，她就用糙面掺和了两个鸡蛋，煎了六个大饼子，热了稀饭，又到大院外的油条店买了五根油条，还破天荒打了两茶缸的豆浆，一起齐齐地搁在门外的长木板桌子上。等到六点半，她把在里屋大间（一张大床加一张上下床）睡的孩子们叫了起来。刷牙洗脸，看看他们个个如狼似虎似的吃着这顿“大”餐，三子妈放下了心，拈起块大饼就要离开，双脚却突然间封冻住了。
五子呢？五子不在桌子边！
四个儿子只记得，昨天早上五个人还在一起吃的早饭，可晚上就没印象了 -- 三子和四子根本就没回家吃晚饭，放学后跑到中山陵去摘桑叶了，老二回家啃了个馒头又溜出去踢足球，老大则是蹲在王教授家，捣鼓他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四个人都是回家倒头就睡。他没和你们一起放学回来，三子妈问三子，心里开始发怵。没有啊，三子也慌了，放学后他和四子去找过五子，可学校里的老师说二年级的学生都到区体育场去活动了。那还不快去问老师，三子妈喊起来，四个儿子都扔下了手中的大饼，跟着妈妈慌慌忙地奔往小学。
到了小学门口，正碰见五子班上的班主任小丁老师。“五子他妈，这么早你到学校来做啥啊？”小丁老师笑嘻嘻地问候她。五子人呢，三子妈冲她问。五子昨晚没回家？小丁老师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变得紧绷绷的，转眼间又变得煞白，嘴里自顾喃喃道“糟糕，完了，完了”。三子妈瞧她那样，心也揪了起来，连问，怎么啦，怎么啦。小丁老师却是站在那儿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此时门口已聚了不少人，有个二年级学生突然叫起来：“不好了，五子昨天游泳没回家，八成是淹死啦。”三子妈一听，昏倒在地上。
等到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小学办公室的长椅子上，四周围着一圈老师，个个是神情紧张。五子，她痉挛般地坐起，两只手臂上下挥舞。校长赶紧扶住她，额头上给她覆上一块湿毛巾，说话的语气倒更像是在安慰她自己：“别急，已经给游泳池去过电话了，说不定没事。”这个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校长犹犹豫豫地拿起了话筒，只咕噜了两句，那话筒就从她手中滑落下来。她慢慢地转过身来，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说……捞出个男孩子……”
呜，小丁老师捂着双眼跑出了办公室。
家里人直到第三天五子清洗干净，临火葬的时候，才让他的妈妈看他。尽管过了两天，五子的脸上被水泡的浮肿依然可见，双眼紧闭，嘴角下撇，像是在生谁的气。三子妈看着孤零零地搁在太平间长板子上的儿子，想想自他能走路后自己就再也没有抱过他，甚至连一丁亲昵的举动都没有，不禁悲从心来，号啕大哭，扑在尸体上不肯起来，一旁的王教授也是老泪纵横，不能自制，以致刘师傅和王老师费了老大劲才将他俩挪开。等到五子被推进焚炉，炉门合上的那刻，四个哥哥终于第一次大哭起来，这次倒是他们的妈妈过来挡住了他们。
五子的死，还有之前王妈的，让简单的三子妈也不由得扪心思索，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她开始比从前更关心起孩子来。和五子一样，孩子们自从能走路后她就没有再亲吻或拥抱过他们 -- 她感觉这般的亲昵挺怪异的，令她汗毛竖起，电影里外国的那一套她学不来。可她有她自己的方式。她再也没有重蹈覆辙，一连几天为了工作不见孩子。现在每天晚饭的时候，她一定要等到所有四个孩子都到了才开饭。较小的，比如老四，他放学后若要出去玩，一定要得到老大或二子的允许，如果地方远则一定要大的陪着。老四嫌禁锢太甚，有几次偷偷逃脱。给她发现后，逮着往死里打 -- 她宁愿现在心疼嗷嗷叫的孩子，也决不想再为他们悲伤一次。
她对丈夫也更温柔了。
而刘师傅呢，也确实令她自豪。五子溺死后没两个月，大学党委要给学校领导班子注射新鲜血液，最好能体现工农兵的本色。而炒菜的刘师傅是转业军人，小学文化，出身贫农，干活卖力，人缘又好，正好合适。于是，一夜间刘师傅改了称呼，成了后勤处的副处长，管辖的范围不仅含所有的食堂，还有校园里（包括口子大院）所有的水电设施，所有的课桌椅，甚至连澡堂和厕所也属他管。一时间刘处长在大院里是大名鼎鼎，就连那姓蔡的，碰见三子妈时眼角处也好像挤出了几道笑纹。
渐渐地，大院里的人们在她的脸上又见到了那熟悉的笑容。而口子大院本身，这段时间似乎较过去也多了一些笑声。京城宫廷里的斗争剧也许演得正酣，戏子封为旗手，学子斗死元帅，可在这千里之外的口子大院，斤斗小民们却要在整日的无聊和荒诞里寻得一丝快乐。傍晚的时候，大家都聚到大院中央的草地上，各家铺上一张篾席乘凉，孩子们翻起了跟头，大人们则侃起了三国。当然，大人们的嘴可不仅仅只停在两千年前的三国上。只要是避开了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及接班人，京城里现在活跃的大人物都是侃聊的话题，偶尔还爆发激烈的争论，俨如政治讨论会。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夏天，这种“政治讨论会”终于达到了最盛期，而讨论的题目如若是在去年的夏天那可是有遭枪毙的可能：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密谋用导弹暗杀伟大领袖，最后竟然投苏叛国，折戟沉沙，摔死他乡。
三子妈对“政治讨论会”丝毫没有兴趣 -- 她只是个在食堂打饭的。乘凉时，她有时和女人们聚在一块儿，侃侃八卦。更多的时候，她则是和王教授在一起。王教授这年七十了；五子的死对他刺激不小，他好像突然间衰老了好几岁，头发全白，走路也变得缓慢了。三子妈看了心中隐隐作痛，她要多陪陪他。
那段时候，学校里批林的热火烧得正旺，而刘师傅却忽然间少了言语，下班回家后显得心事重重，夜里甚至常常惊悸而醒，三子妈问他，他也不说，只是嘴里自个儿喃喃不休“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没过多久，大院里就有风言风语了（那肯定源自姓蔡的），说刘师傅是“五一六”分子。有传闻，省里此次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特别地重视，喊出了口号“宁冤千人，不漏一人。”学校岂敢怠慢，组成了“五一六”专案组，主任嘛，就是仲任。一时间，校园里是风声鹤唳，检举信雪片般地飞，看谁像，谁就成了“五一六”分子。也不知哪位被刘师傅得罪了，一纸匿名检举信，仲任一锤定音，老实巴交的刘师傅竟就成了上了林彪贼船的“五一六”骨干分子。
那天出奇的闷热，晚饭后三子妈和四子卷着席子要到院里乘凉。你也去吧，她拉了刘师傅一把，你根本就不是五一六，怕什么，身正不怕影歪。刘师傅没说话，恰如他在整个晚饭时的缄默，只是用手摸摸老四的脑袋。她怎么觉得丈夫今天看自己的目光有点异样，好像有话要说。他从来都是一个快乐阳光的人，可是眼前这个叫化子样子实在让人可怜 -- 他已经有十来天没刮胡子了。她想好了，今个夜里要好好地安慰安慰他，怕什么呢？
草地上，小孩们照旧在玩耍嬉戏，大人们则是争论得火热，大多非常纳闷，这深查“五一六”的运动几年前就搞了，林副主席还亲自领导过运动，怎么现在到头来他倒变成了“五一六”的头了呢？她和王教授坐在那儿，摇着芭蕉扇，有点心不在焉。隐隐约约她听到了她爱人的名字，尽管说话的人压低了声音：“知道吗，刘师傅明天就要隔离审查了。”难怪他吃饭时一声不吭，她想，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终于，她坐不住了，向王教授道声再见，强拉起四子回家。
她后来常常是泪湿衣襟，与孩子们说，那天晚上她若要是呆在家里没出去，或哪怕提早五分钟回去，那他们的爸爸 -- 当她将刘师傅从系在里屋房门框上的绳套中解脱下来时，自他嘴角里流出的口水还是湿漉漉的。他肯定已经死了，尽管是刚刚才断气。即或还有口气，靠人工呼吸能够救活过来，她也不懂怎么做。她那时头脑里一片空白，唯一想到的，就是把傻傻地愣在那儿的四子严严地裹在怀里，不让他看到爸爸脸上的恐怖样子。
尸体是在近午夜时分才被运走的。那时门外已经聚了一大堆围观的邻居，他们让出一条窄道，默默无声地看着担架通过。等到那运尸车呼地离去，屁股后留下一串白烟，三子妈才缓过神来，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和五子那次不同，这次她没有疯狂地阻拦，只是愣在门栏上，两眼发直，仿佛在追逐那缕白烟。此时，在她那双眼睛里，人们看到的似乎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巨大的恐惧。我的男人就这么没了，她想，抛下孤零零的她和四个孩子，今后我又能够靠谁呢？靠学校的领导？不就是他们逼死他的吗？
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地扶住她，那是大子的双手。刚刚十七岁的他，成了家里的男人。
丈夫死了，家里没了他那五十块的月薪，顿陷拮据，甚至连孩子们过冬的棉裤也没了着落。大子不想再上学了，要学他外公一样到下关码头扛米袋，赚钱养家。三子妈抽了他一嘴巴子，说她就是要饭，也绝不让她的孩子做搬运工，逼得大子跑到王教授那儿求援。老头子闭眼沉思良久，长叹一声，你妈是怕啊，你外公就是扛包被砸死的，让她十岁上就没了爹。听你妈的，他对大子说。从此后，每个月王教授都“借”给三子妈五十块钱。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他劝说三子妈，这钱于我又有何用，你王老师也同意的，不要再拒绝了。
大子不再嚷着去做搬运工，却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要报名入伍，像他爸爸一样，做一名解放军战士。三子妈端量着他的那张仍显青涩的脸庞，忽然间他头上添了顶戴着五角星的军帽，破旧的汗衫短裤变成了草绿色的挺拔军装，神气地在大院里走过，身后留下邻居们一片羡慕声。她仿佛是前辈子欠了大孽，这些年下来都是凄惨的事儿，王妈，五子，还有刚走的男人，让她那颗心痛得都麻木了。如今看着眼前的大儿子，英俊高大，她的心又开始温暖起来，她又看到了希望。
可是，丈夫不平反，大子就当不了兵。她咬咬牙，哪怕就是死在领导的脚下，也要替丈夫和儿子抹掉“畏罪自杀”这个黑名。
她找了块小桌面大小的马粪纸，叫大子用黑墨水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我爱人不是五一六”，又弄条白头巾，书上“申冤平反”四个大红字，系在额头上。每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时，她就举着这块马粪纸，面西而立在口子大院的门口。上班的人群从她的跟前流过，走路的，骑车的，看着骄阳下的她，汗水浸湿了头巾，变成了淡淡的红色，沿着头巾底边攒聚成了一圈红箍卡在额头上，一副惨兮兮的样子。一过两点钟，她就急冲冲地奔到食堂上班，迟了七八分钟，可食堂的人们好像全成了瞎子，视若无睹。她拼命地干活，仿佛要把这漏掉的七八分钟的活补回来。到了五点半下班的时候，她又赶回到大院门口，这回是朝东而立，同样的那块马粪纸，同样的那条已经染红的头巾，迎接的又是同样的人们。新南楼里住着仲任，还住着校党委书记，你们难道能化作麻雀飞过这个大门？她就不认这个命。
三子妈一站就是一个半月。整个大学里都传开了，有小孩子从大老远跑来看热闹，把个口子大院门口常常堵得水泄不通。学校看着影响太坏，派了两个后勤处的门卫来撵她。可那两人暗自同情他们死去的领导，跑到三子妈身边反倒偷偷地递水给她，回去报告说围观人太多，众怒难犯。事情竟然捅到了市里，派出所却不愿过问，托辞她一个女人又没有犯罪，你学校自个儿处理。又过了半个月，眼看是沸沸扬扬，市里推球到了省里，省里传下来一句话，轻描淡写：“死去的那人究竟是不是五一六？”校党委转问仲任，仲任哭笑不得：你问我，我问谁去，难道要找公安局来辨认笔迹？
天知道，拥有这个笔迹的人此时身陷囹圄，正被关在学校保卫处写检查呢。他的“罪”倒与“五一六”风马牛不相及，是生活作风问题。原来此人看腻了与他结婚二十多年的老婆，勾搭上食堂里卖饭票的小姑娘，谁料东窗事发，给人逮住了。好好交代，校领导厉声痛斥他，搞女人，对得起党对你多年的培养吗？他痛哭流涕，不仅将和小姑娘的事全盘托出，还将功补过，囫囵道出其他的事来。其中一件嘛，就是告发刘师傅的那封匿名信，纯粹是子虚乌有，只是因为他看着刘师傅比自己年轻，却升官在他之前，于是心生妒嫉，妄加诬陷。
学校领导得了架梯子正好下台，立即给刘师傅平了反。终于，口子大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当然了，这世上却再也没了刘师傅。
把个根红苗正的好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整没了，校领导大概是心存内疚，派了仲任来慰问三子妈。三子妈坐在饭桌边，手肘子支着脸颊，眼睛紧闭，久久无语。四个孩子立在她的身后，也是一声不吭，恨恨地盯着仲任。半晌，她睁开了双眼，悲愤和委屈的泪水终于似开了闸的洪水簌簌落下，继而是号啕大哭。那天晚上，据说连新西楼的人们都听到了新东楼飘过来的哭声。
到了来年的初夏，大院里的人们终于又听到了她的笑声。也不知是不是有关部门觉着刘师傅死得冤枉，予以特殊照顾，还是刘师傅当年的战友弄了手脚，反正，大子真的光荣入伍啦。临去报到的那天，他穿着草绿色的军装，上面的红色的领章领徽鲜艳夺目，由妈妈挽着膀子，三个弟弟在前开道，神气地在大院里走了两圈，向邻居们道别。最后，大家都聚积到了大院里那颗老银杏树的下面。羡慕的邻居们围在军属三子妈旁边叽叽喳喳，夸她有福气，将来儿子在部队里干得好，入党提干，那该有多么荣耀啊。三子妈兴奋得嘴都合不拢，不知要说什么，嘴里面反倒冒出谦虚的词来：“没得什么，没得什么”。心里头，她可是自豪的不得了。想想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凄惨的事情，她笃定这是老天在可怜和眷顾她，送给她这样一个争气的儿子。要好好地干，她对大子说，不要怕吃苦，争取早点入党。王教授也吩咐大子，你妈一生不容易，你得定期写信给家里。
大子懂事，每隔半月一封信。三子妈把每封信都珍惜地保存起来，用条橡皮筋捆着保存在柜子里。一封又一封，一年又一年，千呼万唤，终于，当一九七九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大子来了一封信：他入党了，还升作了排长，手下有近三十个兵呢。
大子走后的这期间，国家可是发生了一些大事情。最大的一件嘛，自然就是京城里的“四人帮”给逮了起来，那可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事。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街上到处是敲锣打鼓的人群，他们的脸上都绽放出一种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欢笑。三子妈也跟着人们上街游行庆贺，虽然她并不明白，有和没有四人帮，于她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她当然恨死了四人帮，没了他们，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王妈和她的男人现在就还活在这个世上。令她百般不解的是，如此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怎么这么容易的一夜之间就成了阶下囚，就如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口子大院也发生了变化，都是叫三子妈高兴的事。首先就是教授们又都从新西楼搬回了新南楼；好象是一夜之间，他们来了个咸鱼翻身，重新又变成了学校里最受人尊重的人。尤其是王教授，学校里总有他的新闻，甚至还上了省电视台。现在人们谈到他，总是带着仰慕的神情，说他是大学里最资深的学部委员，是大学的头块瑰宝。三子妈不懂这学部委员究竟是啥头衔，但看到周围的人如此敬重王教授，又见他现在仿佛年轻了五六岁，成天忙颠颠的，精神特佳，自是暗自替他高兴。
另外一事嘛，就是仲任了。他不仅被赶出了新南楼，还因为身为造反派头头而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蔡老师现在完全变了个人，走路总低着头，烁眼看人，一副灰溜溜的样子。这是报应，三子妈想。有时想想还不解恨 -- 你只是被隔离审查，终归要出来的，可王妈和我的男人呢？
还有一件事儿，在院子里是沸沸扬扬的 -- 大学又开始统一高考招生啦。老师们在院子里照面，好像没有了其它的话题，就是一句“你孩子考上哪个大学了？”，再就是“你孩子高考准备的怎样啊？”。考上大学的，好像都是住在新南楼、新北楼、新西楼的老师们的孩子，新东楼没有一个。瞧着那些聚在一起交谈甚欢的老师们，他们脸上自豪的笑容，三子妈不免心里酸溜溜的。二子在农村插队，对高考的事想都不敢想。三子七七年高中毕业，根本就不敢参加高考。最被抱以希望的老四，次年参加高考也是输得一败涂地，被分配到了一个街道小厂作学徒工。三子妈怪自己，嫌自己没文化，连累了孩子们。
她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大子身上了。
进入料峭的二月中旬，大子的来信不知为何比往常短了许多，只有半页纸，里面说现在他特别忙，没时间写信，不过要妈妈等着，说是立功的时候就要到了，他一定要为家里争光。她还在纳闷儿，直到两天后电台里传出了播音员锵锵激昂的声音：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始了，她才明白，原来大子参加打仗了。那好呀，打仗才能出英雄，她也不由得兴奋起来。可转念一想，不对啊，打仗是要死人的呀，那大子他？她的那颗心瞬间犹如掉进了冰窟窿，拔凉拔凉的。好容易等到天黑，她就惶惶然地去找王教授讨主意。一进屋里，见到电视里正播放着中国云南、广西边防部队万炮齐发猛轰越南的镜头，她的心不禁又咯噔一下：“你炸别人，别人也会炸你啊，那大子不就会被炸死吗？”
王教授听罢原委，沉默良久，继而拉起三子妈的手，苍老的声音里含着深深的怜爱：“小宁子，你有一个孝顺的儿子，我有一个懂事的外孙，我们国家有一名优秀的军人，我俩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亲人，愿上帝这次眷顾我们，大子平安无事。”
王教授的安慰并没有抚释掉三子妈的焦虑。她开始信佛了，几乎每天都去鸡鸣寺烧香拜佛，祈祷佛主保佑大子平安。她平时五分钱扳作一毛用，从不定报纸，省下来养四个儿子。可现在立即定了晚报，那上面能看到战事的最新报道。晚报下午四点送来，那时她正在食堂切菜做饭，却是忧虑重重等不及下班，就跟领导请了二十分钟假，匆忙奔回家里，飞快地把那报纸浏览一遍。其实她又能看到什么？除了全局性战事的进展，字里行间哪儿又能找到大子的踪迹？可是于她，却好像只要报纸上没有大子的死讯，那他就还活着。匆匆忙又赶回食堂，同事们照旧是视若无睹，可她却是心有不安，下班后硬是要再干上半小时，补那二十分钟。从战事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做晚饭了 -- 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哪还有心思做饭？三子和四子就稀饭加咸菜糊弄地过，有时看看妈妈这个样子，自己也失去了胃口。
战事进入七八天后，报纸电台依旧是捷报频传，可是私底下人们的议论却是迥异，说我们山头确实在一个又一个的占领，可它们都是拿中国士兵的生命换来的。那越共军队揣着中国供应的AK47刚刚打败了美军，气势恢宏，丛林和山地作战有如游戏，中国的军队文革中喊了十年的口号，却不打靶子，指挥员马列口号喊得响，但不懂实战，碰到狡猾的越军顿时是捉襟见肘，搞人海战术也不管用，人倒是死了又死。三子妈站在那儿，手里切着青菜，耳朵眼儿却是死死地追着同事们的议论，那心啊，恰似被个耗子抓着，更加七上八下的。
百般煎熬之际，大子来信啦！
信是由凉山寄出的战地信，经过军检，许多事情得瞒着。大子只是说，看到身边这么多的战友倒下，他现在心里只有仇恨。他率领的排是尖刀连的前锋排，战士们都下了生死状，要杀敌立功，不夺下山头，就死在山腰。三子妈是在王教授家看信的；她把那簿簿的信纸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好像那纸就是大子的脸庞。王教授在一旁安慰，说战争进行到现在，子弹都绕过了大子，那一定是上帝在眷顾他。恰在此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有关攻占越南凉山市的新闻，讲到解放军战士奋力排除地雷阵地时，记者的声音也变得哽噎：“战机不可失，为了不失去可贵的时间，我们的战士竟然在地雷阵地里打滚，用他们血肉的身躯和年轻的生命引爆地雷，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一家人 -- 三子妈和三子四子，王教授，还有王老师夫妇 -- 看到这儿，都是默默无言。王教授脸色变得铁青，眼圈边沁着老泪，嘴里面嘟嘟囔囔：“都是好孩子啊，就没有排雷设备吗？乱弹琴。”三子妈一听，脑袋倒在王教授的肩上。
到了三月初，报纸上报道凉山市终于攻陷，中方宣布已达到目的，开始主动自越撤军。那大子咋样啦？三子妈的心揪得更紧。她有种预感，大子在凉山给地雷炸死了，不然的话现在战事都完了，怎么还不见他的信？王教授又安慰她，寄信需要时间。她也不管食堂领导是否不悦（其实根本没有），一到上午十一点，就没命地跑回家，查看有没有她的信。星期天不送信，她那一天就成了没头苍蝇，站坐不是，茶饭不进，干脆起床后就坐在门栏上，仿佛大子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大院门口似的。似这等情形，等到三月中旬，报纸上宣布中国军队全部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王教授、王老师夫妇、还有一些其他的邻居，都聚在她那套窄小的屋里，不知道要说什么。她坐在床沿上，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宛如一副石雕像，只是一双腿剧烈地颤抖着。
天知道，也许上帝真的存在，两天后，大子来信啦！
读信时，王教授甚至比三子妈还兴奋，两个指头打着响节，不停地啰嗦“是吧，是吧，我早就说过。”大子信上说，战事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他现在都能看到国境线上的五星红旗。作为最后的收尾部队，他再过几小时就会回到中国境内。这次凉山战役他立了一等功，回国后就要被送到北京军校进修。部队里都传说马上就要回复军衔制了，他立志要作将军，告慰妈妈和死去的父亲。
那天傍晚，王教授出钱，学校食堂出原料，三子妈忙活了一下午，做了整整两大长板桌子的饭菜，在屋前搞了个二十多人的“盛大”的庆宴，连大学里主管人事的副校长也来了。看着这么多人来看她，三子妈忍不住大哭一场。但是很快地，那哭声就变成了近似狂欢的笑声。“将军妈妈，将军妈妈，”大伙儿不断地祝贺和夸奖她，一直热闹到小半夜。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三子妈傍晚下班后去菜场买菜回来，路上碰到王老师，两人挽着肘子乐呵呵地回口子大院。一进大院门口，远远地就见到她房前的杂草地上面停了辆军用吉普车，门口站着几位军人，还有大学主管人事的副校长。大子，两个女人几乎同时欢叫起来。听到喊声，他们转过身来。副校长率先迎着她俩走来，两位军人跟在后面。他们走得非常缓慢，几乎可以说是原地不动。三子妈正好相反，飞也似地奔向他们，嘴里面兴奋地唤着“大子，大子”。副校长迎住了她，可他的眼神却有点怪异，不正眼看她。都愣在这儿干啥，大子在屋里吧，进屋去呀，三子妈催他们。她看见副校长嘴角动了动，五十多岁的人了怎么突然间流起泪来，她正要问个究竟，两只胳膊却被军人从后面稳稳地支住了，她回过头去，才发现他们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大子是这次对越战争死在越南的最后一名中国军人。他倒下的地方离中越边境不到一公里，在一块稻田的田埂上。那时他正领着他的排经过，见稻田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放牛，就用刚学的京语问她好，谁知回应他的却是一串疯狂的AK47子弹。大子的胸脯被穿了五六个窟窿，那个女孩子则是被大子的战友们的子弹打成了马蜂窝。
那几天，大院里邻居们好像并没有听到三子妈的哭声。人们说，她的眼泪早就在这之前的一个月里流完了。
倒是王教授那儿出了事。他一直都把三子妈的五个孩子当作自己的亲外孙子，最喜欢的就是大子和五子 -- 一个最懂事，一个最聪明。大子的死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一连数月抑郁不语，最后竟遭中风，虽是抢救过来，却已是半身不遂，精神也大不如从前。
过了农历新年，二子终于结束了插队，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工厂做翻砂工。三子妈除了上班外，每天为这三个如狼似虎的大男人做三顿饭，倒是忙得没时间烦心其它的事了。清明节后，她忽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刚刚四十五岁的她，立即离职，由四子内替她在学校的位置，到校办工厂做工人。她呢，搬去和王教授住在一起，要全心全意地照顾他。她把三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大人了，在你们找到媳妇之前，我给你们做晚饭，早饭和中饭你们就自己糊吧，你看你王爷爷，他可是没几年活了，我要让他最后这几年活得称心一点。”三子有意见，说王老师她自己为何不照顾她爸。三子妈瞪他一眼，说这像是一家人讲的话吗？没有你王爷爷和王奶奶当年收留你妈，你们今天又在哪里？没有你王爷爷当初每月的五十块钱，你们那时喝西北风啊？她王老师夫妇两个为了升副教授，忙得晚饭都常常忘掉，我这没本事的人，照顾一下你们的王爷爷，也替王老师分分神，不应该吗？
王教授在三子妈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尽管仍是行走不便，心情却是大为好转，去不了学校，就在家里带起研究生来。三子妈图得就是这个 -- 老人家心情高兴。她却不知道，别人也在“图”她呢。有一天，王教授叫她晚饭时弄点红烧肉，有位喜欢吃肉的同事来吃饭。那是位姓黄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一辈子没结婚，在王教授系里的模型室里作技术员。饭桌上，王教授和王老师夫妇尽往三子妈和黄工碗里夹菜，怎么好像这顿饭是专为他俩准备的。王教授一边往黄工碗里送红烧肉，一边送话儿，说他这干女儿可是了得，即贤惠又能干，还孝顺，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比他的亲女儿都多。黄工一边嘴里“嗯”“嗯”的应付着，一边不时地扶那副厚厚的修郎眼镜，透过上方偷偷地打量三子妈。
第二天晚上，三子妈去找王老师，两个作了整整四十年的干姐妹掏心谈了一通。你和王伯就别再为我瞎操心啦，她怪罪王老师。你还不老啊，王老师抗议，下半辈子得有个疼你的男人呀。什么男人不男人的，她忽然声音小起来，凑着王老师的耳朵眼儿问了句什么，把个五十岁的王老师顿时搞得满脸涨红，连声道，鬼小宁子，我大你五岁呢，七老八十了，再说我和他都在拼命忙着升副教授，哪还有精力想这事儿。三子妈自个儿的脸也笑红了，不过那笑容很快地就变成一层淡淡的惆容，俩人都沉默了。三子妈瞧着王老师几乎已经全白的两鬓，心头不禁一阵心疼，拉起她的手，叹息一声，这日子过得好快啊，我们都老了。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再拖，就真的没人要了，王老师嗔她。三子妈摇摇头，说出来的话让王老师感到格外的伤心：“五子，老刘，大子，这三个男人早已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放不下其他的男人了。”
从此，再也没有人跟三子妈提起“男人”这两个字。
在她五十岁的那一年，她是喜鹊临门，好事不断。先是二子的媳妇怀了孕，她就要做奶奶啦。接着就是三子成了亲，女家据说是做小买卖的，还有点钱。另外一件喜事嘛，就是王教授作为省里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坐在主席台上，就在国家主席的后面。他八十三岁的人了，那几天精神特别的好，红光满面，从北京回来后，不辞鞍马劳顿，还在家里接待省电视台的采访，且一定要三子妈坐在身旁，对着镜头说，没有他干女儿这些年的照料，哪有他的今天。
电视台的记者走后，老头子仍是意犹未尽。他叫三子妈从大衣柜的最上层的抽屉里掏出一个包裹来，里三层外三层包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竟是八块金光闪闪的纯金大元宝，个个都是碗口般大小，上面雕着各种动物。原来有十二个，老头子告诉她，整整一套十二生肖元宝，是王妈结婚时带过来的，可惜文革时抄家被搜走了四块。这一块得值多少钱啊，三子妈掂量着问。好多哦，老头子眨眨眼睛，不过话锋一转，说他正好有八位亲人，要作为遗产一人一块留给他们。八位？三子妈不解地问他，你不就是有王老师和她的爱人，和你那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外孙吗？你再说一遍？王教授正眼盯着她，我有几个女儿和几个外孙？三子妈明白了，只觉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你瞎说什么呀，她像女儿一样责怪他，什么遗产不遗产的，多不吉利。老头子大笑起来，哈哈哈，我今天是高兴啊，阎王爷对我才不感兴趣呢，84-96，看我这身骨，你们做儿女的对我又孝道，我的目标是96。这还差不多，三子妈转嗔为笑，催他上床。
翌日早晨，她看王教授昨晚精神如此之好，就多给他打了一个荷包蛋，热了牛奶，还在他喜欢吃的煎饼里加了点糖（平时她可不敢，犹恐他血糖高）。看看案几上的小闹钟已经过了他平时起床的时间，他上午还有学生要来，该叫醒他了。推开他的房门，见老头子并没有在睡觉，而是半依在床头板上，两腿挺直，一双手半攒着搁在胸前，双眼微闭，却是天庭泛红，眉心舒展，一副端庄安详的样子。该起床了，她小声唤他。见老头子没反应，她又轻轻拉拉他的手。那手哗啦耷拉下来，三子妈感到是冰凉冰凉的。
她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王教授去世后最初的那些日子，三子妈整天惶惶然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大院里的邻居们发现她一下子老了几岁，头发忽然间白了一半，走路也不像从前那样精干干的了。大伙儿安慰她，都说王教授无疾而终，活到八十三了，临走时身边又有你们这样孝道的子女照顾，他可是无憾而去啊。
她不由得开始思考“死”的问题。在这之前，她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死，爸爸，妈妈，王妈、五子、爱人刘师傅、还有大子，可她把它们都看作“恶”死，是别人造成的死亡。王伯不一样，他是老死的啊。
“一切皆为虚幻，”她想起了在鸡鸣寺烧香时老和尚常念的这句，万物皆灭。想到这，她的心境骤然黯淡下来，不仅仅是黯淡，她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人都是要死的，我，王老师，我的孩子，她的孩子，好人，坏人，大人物，小人物，统统都是要死的。
一直过了两三个月，她才从这种阴霾伤感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她变得更善良了，立誓从此再也不杀生，甚至连三子他们从郊区捉来的青蛙，她也劝他们放生。她对人也更友善和谦卑了，大院里的人们几乎再也没有见到她和谁红过脸。逢邻里们吵架，她总是上去和稀泥，劝说双方，算了算了，人都是要死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一次，她甚至主动地与蔡老师打招呼，弄得蔡老师诚惶诚恐，忙不迭地回敬她。
在家里，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在了三个成年儿子身上。她一天要做两顿饭。中午是六个大人，二子三子和他俩的媳妇，外加四子和她自己。晚饭则常常还要加上一个人 -- 她未来的四媳妇，她是学校的子弟，在校办工厂当工人。二子两口子住在外面，可是饭倒要回来吃。六个如狼似虎的年轻人，三子妈怎么觉得无论做多少都塞不满他们的肚子。她那可怜的退休工资，加上大子的烈士抚恤金，也就仅够这两顿“大”餐了。她要孩子们每月每人上交五块饭钱，告诫他们，这钱她帮着他们存起来，她不要他们的钱，只要他们三家能够和睦相处。
除了弄自家的晚饭，她还要帮王老师两口子做。她夫妇俩升了副教授后，不仅没有歇下来，反而更加忙碌了，成天泡在实验室里。三子妈知道，他们现在又在朝着“教授”这块头衔奔。教授们现在可吃香了，她发现，在学校里他们就像是电影明星一样的被人捧着，不仅工资高出常人一节，住的也是大房子，比如新南楼，现在又改称为“教授楼”，只供教授们住。人人都争做荣耀的教授，王老师他们当然也是。三子妈觉得自己帮不上干姐姐什么忙，就只能给她弄顿饭喽。
光是这三顿饭，就忙的她够呛。很快地，就不仅仅是做饭了，她又自然而然地带起了孩子。最先是二子的儿子，然后是三子的女儿，最后是四子的儿子。
孙辈们一个接着一个出生，又一个一个的长大。而她，则渐渐地身体缩了，牙齿掉了，背驼了，走路也迟缓了。
一晃眼，她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老太太。
口子大院也跟着她一起老了。当初新南楼那漂亮的红色砖瓦，新北楼外墙那一层神气的橙黄色，甚至新西楼的那种醒目的砖头的咖啡原色，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浇淋，到如今都衰颓成了同一种灰不溜秋的颜色，惨不忍睹。而原先被漆成褐红色的窗户，现在早已露出了木头的枯色，破旧不堪。大院里仍然是大约八十来户人家，但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该长大的长大了，该老的，也和三子妈一道，老了。
三子妈过了七十岁后，大院里去世的老人好像忽然间增多起来。其实在近二十年前，也就是王教授逝世后没几年，大院里也有一阵子经常有人去世，几乎清一色是“教授楼”的住户。到了如今，“教授楼”里住的都是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倒是轮到新北楼、新西楼、和新东楼的老人们了。老人们“走”的多了，频繁了，人们反倒习惯了。不过，每“走”一个老人，三子妈都要双手合掌，双眼紧闭，为逝者祈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她七十一岁那年，仲任死了。他在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了三年，出来后完全像是换了个人，大院里从此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只是拼命地工作。渐渐地，他在人们眼里的印象竟然好了一些，因为他再也没有跟别人斗来斗去，全心都放在他的科研上了，最后竟然升上了正教授。按理说他是可以搬进“教授楼”去的，可不知怎的他却不搬，依旧呆在新西楼。他是得癌症死的，最后的化疗把他折磨得不行，看看绝无希望，他就坚持要回家，要死在家里。可回家后，身子是催命的疼，意识也已模糊，但偏偏就是咽不下那一口气。那几天，夜里头人们常常听到他因疼痛而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这叫声持续在大院中徘徊了数天，直到有一天晚上三子妈听到有人叩门，开门一看竟然是蔡老师，双眼红肿，说话有点抖抖兢兢：“三子妈，求求您去看一下仲任吧，他不看你一眼就闭不上眼睛。”三子妈来到他的床前，见他型如骷髅，头发全掉光了，两只眼睛因为两颊肌肉的完全消失而显得尤其的巨大，犹如两个大窟窿，目不忍卒。想想五十二年前在她的婚礼上那位拉手风琴的漂亮神气的小伙子，她竟忍不住眼睛也红了。仲任用他那瘦如芦柴的手抓住三子妈，喉咙里费力地挤出一句：“我有罪，对不起王教授和你。”三子妈对他微笑着，双手叠握着他的手，倾过身子，附着病人的耳朵轻声说：“我不怪罪你，佛陀原谅你，放心地去吧，来世做个好人。”仲任听罢，双眼猛然间明亮起来，随即又缓缓地闭上，脸上浮现出微微的笑容，接着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的最后一口气。
过了两年，又一位与她密切相关的人走了，那是王老师的老伴。从此后，王老师就不在自个儿家开伙了，而是每天都来到三子妈这儿吃饭。
三子妈七十五岁了。初春的一天，大院里忽然热闹起来，门口开来几辆车顶上搁着十字天线的大面包车。原来省电视台专门到口子大院来拍电视纪录片《口子大院：六十五年的变迁》，其中一个主要片段是采访三子妈，就坐在那颗老银杏树的下面。口子大院一时是名扬四海，甚至有位大名鼎鼎的导演也跑来采风，说是要拍一部以口子大院和三子妈为原型的故事片，其中还要直接录用大院里的人做群众演员。遗憾的是，他的计划肯定是要泡汤了。原来这位导演前脚刚走，初夏的徐风就给口子大院的住户们带来了他们久久盼望的好消息：学校要拆口子大院啦，代之以三栋十八层楼高的现代化住宅楼，讲好了年底就要动工。邻居们奔走相告，个个都是兴奋不已，因为他们每一户都能分到一套至少是一百二十八米的住房，教授们分的还要大。三子妈家更是走运。因为她家是烈属，爱人又是冤死，也不知是哪个“有关部门”做的决定，她分到了两套九十平米的住房，正好给三子四子各一套。大院里也有几家“新”人要闹，说现在什么时代了，怎么还开后门。但很快地就被众多老住户的声音给压了下去：“你算老几，知道三子妈家的事吗？”
整个夏天，大院仿佛一直都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邻居们聚在一起唠叨的似乎只有一个话题，拆迁。大家都是翘首以待，巴不得明天就拆迁，后天大楼就拔地而起，再后天就能乔迁新居。也有几位住在“教授楼”的中年人，文化素养比较高，执意要保住大院中央的那颗银杏树，认为它有历史的价值，将来小区建成后也能绿化遮阳。他们联名写了一状“保树意见书”上交给校方。为了增加影响力，他们还来找三子妈，作为口子大院最资深的住户，又是烈属，希望她能在意见书上签字画押。
看着儿孙们兴奋的样子，三子妈自然替他们高兴。三个儿子都没什么本事，两个做工人，一个卖报纸，日子过得结结巴巴，瞧着别人一套一套的买房子，他们心里那个滋味可不好受。现在好啦，也算是自己临死前给他们在金钱上的一点贡献吧。
她感到有点累，不是通常的那种因为忙碌而感到的疲劳，而是一种由心里产生的乏累。周围的这一切热闹和激动让她竟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她想一个人好好地静一下。忽然间，她好想念刘师傅。
儿子们也注意到了母亲近两年来的变化，话明显地少了，常常一个人独坐在那里。母亲太辛苦了，他们想，这么多年来一直忙忙碌碌的。他们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让她放松放松。她一生中除了文革中去了一次上海，从来就没有出过南京城。妈妈不是信佛吗？二子建议，带她去哪个佛教名山转转如何。大家商量的结果，感到登山于她太累，最后定了西安附近的法门寺，交通也方便，由二子的已经退休的媳妇陪她去。三子妈最初不就，不愿意花儿子的钱。可是经他们再三劝诱，又特意提到她在那儿可以拜见佛主释迦牟尼的舍利，一圆她多年来的梦想，她终于同意了。不过讲好了，她只住最便宜的旅店，火车最多也只能是硬卧。为了省钱，她甚至坚持不要下铺。
她的情绪果然高涨起来，那几天，逢人就说她要去拜见佛主了，还连连絮叨她的三个儿子好孝道。离着启程还有五六天呢，她已是夜不能寐，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撕当日的日历页，巴不得五张当作一张撕了。
临行的前两天，她早上起来感觉是异常地疲倦，下腹处隐隐作痛。咽了粒感冒药，她意图糊过去。可到了下午，竟虚弱得躺在床上直冒虚汗。三子看看不行，立即蹬着他那卖报的三轮车，驮着她去学校的医疗室看看。那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实习医生给她量量血压，听听肚子，说没有事啊，大概就是人老了呗，歇歇就行。次日的凌晨，她感到腹部疼痛难忍，摸索着到屋外去上厕所（新东楼的住户仍就是公用厕所，只不过几年前由蹲厕改进成了马桶），坐上去后却无力起来，再定睛一看，那马桶里竟是通红通红的，全是她的血。
省人民医院当天就出了诊断书：晚期直肠癌，最多三个月的时间。
全家人如遭五雷轰顶，全懵住了。医生拉长着脸，无奈地告诉她的三个儿子，化疗是绝对不行了，依她的高龄，一上药就死。唯一可行的就是保守型疗法，吃止疼药，减少她最后这段日子的痛苦。三子挥拳猛击自己的胸脯，几乎是咆哮般地责问医生，怎么啦，哪她就等死啊？医生咽了口口水，似乎有话要说。说啊，三个男人齐声催他。嗯，医生说，现在国外有种新药，三万美金一针，打一针能延长四个礼拜的生命，但最多只能三针，过后那身体将会彻底地透支，没效了。六十万人民币？三个月的生命？三个儿子张口结舌，面面相觑。
三子妈得癌症的消息，包括那“神针”的事情，不胫而走，当天就在口子大院里传开了。那几个月以来一直亢扬的气氛，一下子干瘪了不少。近几年来，大院里确实在不断地走老人，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可一想想如今要走的是三子妈，仍不免唏嘘。邻居们觉得一时不便直接到医院去看望三子妈，就都跑到她的干姐姐王老师这里来打听消息。哪料王老师太过伤心，把个自己锁在屋子里面不愿见人。也有邻居，比如那位蔡老师，提议大家凑钱帮三子妈买一支“神针”。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都说我们又不是搞房地产的，哪来这么多钱，就凑个零头吧，大头叫学校贴，反正它欠三子妈的。
这一切最终却是未雨绸缪，尽管是一片好心。仅仅三天后，三子妈就从医院回来了。邻居们都涌到大门口去迎接她，诧异地发现她的脸上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悲哀，而是呈现出一种几乎升华般的平静和怡然，仿佛她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见到邻居们，她给每个人合掌做鞠，感谢他们有关“神针”的好意，说不仅仅是她，还有五子、大子、刘师傅、王教授和王妈，他们一定都很感动。不过，三个月又能怎样呢？既然是佛主唤她，她应该高兴才是。现在好了，她用不着去参拜舍利，而是很快就要去来世看到佛主本人了，还有她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们。
她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了全家的人 -- 三子和四子各家三口子，二子一家五口子（二子一个月前刚刚做了爷爷），还有王老师 -- 一起聚到那颗老银杏树下面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她抱着刚满月的曾孙，对着镜头微微笑着。她的头发白得如雪花一般，不见一根黑丝，在银杏树的墨绿的茂叶衬托下，显得是那样的醒目，犹如一圈她孩提时常常跟着爸爸一起追逐的法国梧桐树上飘下的冠毛。这相片可是折腾了半晌才照好，因为每照一次，她都要四子把那数码相机拿给她看，一定要求每个人都是面带笑容。不仅要笑，而且要笑得心花怒放，她要求大家。
我是要把这张照片带给你们爸爸看的，她回家后对儿子们说，你们当然要笑给他看。
接着，她去看望她过去在食堂里的同事们。许多人都已经先她而走了；余下的，她一个不漏，都要见上一面。
再下来，她就去拜访口子大院里的邻居们。其实，邻居们一直在不断地登门看望她，但是她一定坚持要回访。她去看望蔡老师，在那儿呆了快半个下午。七十多岁的蔡老师哭得成了一位三岁的娃娃，拉着三子妈的衣袖不让她离开。两个老太太，过去的冤家，竟约好将来到来世再见时，一定要善待彼此，不红一次脸。
两个星期下来，三子妈是精神抖擞，哪有丁点绝症的迹象。儿子们虽然知道医生给她开了大剂量的止疼药，可看到她现在这么好的精神，竟生起侥幸心来 -- 也许妈妈一生好人，老天可怜她，这次就真的让她过了这个鬼门关。不是都说嘛，心态好的人往往就能战胜癌症。
转眼间看看两个月过去了，下意识也罢，有意识也罢，大院里的人还真的就忘了三子妈得癌症这事。国庆节的那天傍晚，家人拉着她到院子里看放鞭炮。今年放的鞭炮可比往年多多了，一直热闹到过了零点。这可是最后一次在口子大院里放鞭炮啊，明年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大院喽，邻居们互相唏嘘。唏嘘之后，大伙儿可是兴高采烈的 -- 明年此时，说不定大家都已经住进了窗明几净的高级公寓喽。人们看到三子妈，都热情地问候她，说她脸色真好啊，红光满面。等房子盖好后，您是跟哪个儿子住啊？有人问。三子四子家轮流住呗，有人答，大伙儿都开心地笑起来。三子妈发现大院里的小孩子真多啊，大多是自己不认识的，都在那儿快乐地跳啊叫啊，绕着老银杏树转圈子玩，旁边站着他们年轻的爸爸妈妈。她的脑海里忽然间浮现出一幅画面。噢，那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扎着个小辫子，独自在绕着这颗大树快乐地转着，旁边站着一对年轻人，还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叔叔。那是她自己，七十年前的自己，还有爸爸妈妈和王教授。三子妈的眼睛湿了。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轻声地对自己说：“到时候了。”
翌日，三子妈没有起床，对三子说她想在床上静一静。到了下午，大家开始不安起来，三个儿子和媳妇，还有王老师，所有的人都挤在外屋，默默无言地等待。近黄昏时分，三子妈叫他们进去。这个时候，中秋的夕阳由窗外泻了进来，整个屋里都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橘黄色中，安详柔和。
三子妈叫二子到衣柜的上层拿给她一个竹篮子，就是那个她拎了一辈子的菜篮子。她慢慢地揭开篮子上的盖布，大家见到了她保藏了一辈子的东西：一顶已经微微发白的军帽（那是刘师傅当年揣着冲锋枪冲进老将总统府时戴的），一大捆扎得整整齐齐的信（那是大子给她写的六年的信），大子的一等功勋章，四块金光闪闪的纯金大元宝，外加那张两个月前一家人在银杏树下拍的全家福照片。三子妈拿出三块大元宝，递给三个儿子，告诉他们这是王爷爷留给他们的，而篮子里剩下的一块雕刻着一只老虎，她要带给属虎的五子。她将那盖布又紧紧地裹好，把篮子放在枕头旁边，一字一句地吩咐儿子，送她走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个篮子。她又轻轻地拉起王老师的手，要她放心，在来世她还会好好照顾她的父亲。
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胸脯上下无节奏地蠕动着，浑身微微颤抖，喉咙里似乎涌出了什么东西硬是要堵住她的呼吸。她闭上了眼睛，嘴角紧紧地抿着，仿佛在跟什么恶魔较劲儿，一只手却是死死地扣在篮子上。似这样持续了不知有多久，忽然，她的整个身体都平静下来，脸上呈现出一种绝对的宁静和安然。她睁开了双眼，那眼睛竟如玻璃球那般的明亮透彻。她缓缓地呼出了一口气，随着它，孩子们似乎听到了她的呼唤：
“五子，大子，妈妈来看你们啦。”
（全文完）
（二零一一年三月完稿于香港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