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泼皮（散文）

汤凯

2009

“泼皮”这个词，在文学作品和日常口语里通常都是负面的，与流氓和无赖之类同器。《水浒传》里被花和尚鲁智深痛打的张三和李四，《红楼梦》中那个专放重利债的倪二等等，都被冠以“泼皮”的帽子。偶尔，也有人借泼皮二字形容小男孩子的调皮捣蛋，不过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形容词词“过分”，几近令人厌恶。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过分顽皮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让左邻右舍皆摇头的“泼皮”。从三岁至十四岁，我的童年是在南京某大学的家属宿舍大院里度过的。我们家所在的那座楼大号“新北楼”，建造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住户都是些五、六十年代本大学自己的毕业生，文革来时，也就是三十出头而已。我的这些邻居们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亦有的已经谢世。想想看，当初我打了他们的小孩，砸了他们的玻璃，堵了他们的蜂窝煤，如此等等，他们中肯定有人在心中骂我，这个讨人嫌的小泼皮。不过，骂归骂，我想这些“大人”们那时料不会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和“流氓无赖”等同起来，一定只是在怪罪我那过分溢盈的好动性了。

一. 触针事件

文革的第二年，那时我还刚上小学。有一天，中午吃饭时听到外面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嘈杂声，丢下筷子就跑去看究竟。原来是一群留校的大学生抄家“破四旧”来了。所谓“四旧”，乃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时全国上下正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如火如荼地展开着“破四旧”的运动。那群学生很是孰谙，一来后直奔二、三楼，因为那里住的大多是“官”儿 – 其实也就是些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副支书之类的芝麻官。我紧跟在他们后面，闯进一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极端严重”的屋里。那家的男人是上海人，有个和我一般大的独生女，也许这些就是学生们抄他家的理由吧。哎，果真有些新奇的东西被砸了。先是一具缺了一只臂膀的裸体女人的石膏像，被学生们砸个粉碎；接着又有一个和抽屉一般大小的大盒子（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留声机）被扔到了门外。那被扔坏的大盒子上还系着个小盒子，我趁人不备偷偷摘下搁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那伙人呼喊着又去抄另外的一家，可我已经失去了兴趣，急急忙忙赶回自己的家里，想知道那小盒子里究竟是什么好玩意儿。

原来那盒里盛的是供留声机用的触针，约一厘米长，顶端十分尖利，共有二十多个。这有什么好玩的，一时间有点扫兴。可到了次日，我想到了它们的用处。晚上，我用橡皮泥裹着这些触针，把它们一个个的粘连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台阶上，每个台阶两个，尖端朝上。那时是闹革命，无人管理宿舍，楼梯上连个灯泡也没有，黑不溜秋的，我料想人们上楼时根本看不见我的这些“地雷”。完事后，我躲进了旁边的公用厨房里，静静地细听动静。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嗷嗷”的叫声。文革时期，男的大多穿薄底的解放牌球鞋，女士们绝无高跟鞋，常穿的也就是平地凉鞋或布鞋。这一公分高的尖针对脚底板所造成的破坏性，可想而知。一时间，骂声不绝，且持续不断，到最后，“受害者”们竟都汇拢到楼梯口，打着电筒要查个究竟。待看到两个还没有被踩到的“地雷”后，那骂声就更响了。“哪个小赤佬，疙瘩缺德，”我听到一句上海话，骂人的就是那位上海人。

其后的两天，我都在为我的“杰作”暗暗沾沾自喜。不料第三天放学回家，就见到父母亲和那位上海叔叔三个人端坐在那里等我，旁边还立着他家的那位六岁的独生女，对我横眉怒目。原来是她出卖了我 – 我拿那个触针盒子时，被她看见了。那上海人倒是笑嘻嘻的，我的爸爸也是，只有妈妈板着个脸，训斥我“怎么这么调皮，戳伤了人家的脚了。”上海人先是附和了妈妈几句，可到最后竟有点像是在表扬我了：“这小赤佬疙瘩多的鬼点子，将来不定斯嘎人物。”

多年后，那位独生女也来到美国。和她通电话，扯起这段往事，她已全无印象，只是说“咳，你那时，楼里不知有多少的大人在背后骂你呢。”

二. “五湖四海”

大约是在1968年的夏天吧，在南京不知何由忽然盛传起“五湖四海”来，说这是一群武功高超的人，飞檐走壁，专挑夜里打家劫舍，事后又无影无踪。关于他们的来历，一说他们原是安徽一群要饭花子，因不堪忍受世人的戏谑侮辱，最终揭竿而起；也有传闻言他们最初乃是九华山上会武功的和尚，却不满于文化大革命，卒下山来闹事。众说纷纭，一时间人心惶惶。那段时候，政府的公检法都被造反派砸了，上面传话下来要市民自卫。楼里的大人们也就动作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扇大楼一楼的破木板门给卸了，换上了一扇坚固的铁门 – 那是由学校机械系的老师们在校办工厂用一寸直径粗的铁管焊接而成的。每家发了两根铁棍子，也是寸巴直径粗。现在想来实在滑稽可笑，若那善刀熟棍的“五湖四海”真的来了，就凭这一群书生，几根破棍，岂不是以卵击石？大伙儿还定期开大会，制定对付的策略。有位住在三楼的安徽籍的老师提出他的建议，说对付这些有武艺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死死地贴近他，搂住他的腰，不给他任何施展武艺的空间。那位上海人更是出一奇招，在那大铁门上缠绕上一些铜丝，又弄一块近一米见方的木板，上画一骷髅头，划个大叉叉，下面用黑字写上“此门有电，一触即毙”，每晚各家轮流在十二点时将其挂在门上。

有一晚，轮到我家挂板。我挂了那板后，竟然失眠了。那时我自己睡一小房间；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眼没有闭上，脑子里却冒出了一个诡谲的想法。这楼里的大人们吵吵闹闹的已经有好多天了，像模像样的。可倘若那五湖四海真的来了，这些人还当真敢站出来对斗？我要逗逗他们。于是，扯足了嗓子，拼命呼喊起来：五湖四海来喽，五湖四海来喽。文革期间的宿舍楼，为透风，逢酷暑时大家一般夜里都不关门，只用块薄布悬挂在门的中间，挡住走廊里路人的视线。我这一叫，真可谓石破天惊。还没有叫两声，隔壁的那位福建籍的陆老师就冲了进来，光着个膀子，铁棍子在握，忙不迭地问：在哪儿，在哪儿？我用手指指窗外。他跑了出去，也就是几秒钟的光景吧，楼道里响起了钢筋锅盖敲打锅底的声音，夹杂着他那福建普通话“五弗四海来喽，五弗四海来喽，快起来战斗啊。”瞬时间，整个楼里如炸了锅一样，锅碗瓢盆痰盂的交响乐，外加从家家屋里发出来的吼声，震耳欲聋，我想若真是有个小偷，肯定也要被吓晕了。接着，就听见不断的“咚咚咚”有人下楼梯的脚步声。也就是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全楼的男人几乎都跑到了楼外面，人人铁棍在握。不仅如此，楼里发出的喧闹声实在太响，竟然惊动了隔壁那两个分别被叫做“新南楼”和“新西楼”里的人家，男人们拎着棍子也都跑过来了。只是十来分钟，楼外面竟然已经聚集了有五六十号人。也没有个头儿，人人都在问：人呢，五湖四海的人呢？待尘埃落定，众人终于安定下来后，追根寻源，大伙一致说最初的喊声是从一楼发出的，最后都集中到陆老师那里了。陆老师没法了，赶紧分辨说“是老T的儿子最先起叫的。”我就站在我父亲的身旁。他瞪我一眼：你看见什么啦？我回答，没看见什么，只听见窗外有“沙沙”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窗户。那是树叶的声音，小子，父亲骂我。“嘿，”众人有笑的，有埋怨的，也有人向我爸爸“抗议”：“哎，老T，你这儿子上次搞那留声机触针害的我们好惨，今晚又来这么一下子，不知下次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爸爸只能笑着赔罪：“噢，对不起，这孩子太调皮，这次我们就权当一次演习吧。”

这次“演习”后，大伙儿对“五湖四海”的兴趣反而减退了，警惕性也降了半截，会议也不开了。又过了两个月，也就不了了之了，也许自打一开始人们对这“五湖四海”之说就是半信半疑。那扇铁门也给卸了下来，因为它阻碍了人们的自行车进出。

三. 活靶子

十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位在工厂工作的朋友送给我们一把打鸟的气枪。父亲竟也就把枪给了我，只是强调了一句“打枪时一定要到没人的地方。”这种事情如若是在今天，近乎天方夜谭：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扛着杆气枪在小区里转，没转几步就会被保安抓了去。可那是在文革其间；再说，那时候的大院是地大人少，操场，沙坑，树林，篮球场，大片的草地，甚至还有一个供大学射击队训练的真的打靶场，区区一支打鸟的气枪，似乎不成多大危险，邻居们也都没说什么。不过，他们可是要后悔了。

最初我对打鸟十分投入。院里一大片法国梧桐树林，枝叶茂盛，麻雀在上面跳跃，影子清晰地落印在树叶上，它们却看不到下面的人。鸟儿往往窝成一堆，只要往中央打一枪，必中无疑。一声枪响，掉下一个，飞走一群；可五分钟后，树尖上又集一团黑影。如此这般，收获颇丰，鸟肉也吃了不少，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可是枪还是要打的。打什么呢？鸡，院子里的鸡。

在我们新北楼和新南楼之间有一片草地；傍晚时分，人们都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乘凉聊天；白天呢，那儿则成了鸡的食地，个个低着脑袋啄草里的蚂蚱。这些鸡都是邻居们养的，反正那时大人们有空，既不上课，也无科研，有的老师就成了“养鸡户”。我家的窗户下面种了一些蓖麻，透过上面的株叶，从屋里能够见到那草地上的一切，可外面的人却不易看清屋内。第一次射鸡，还很害怕，开枪后赶紧蹲在窗槛的下面。到后来，胆也大了，皮也厚了，打完后竟趴在窗子上，竖着脑袋看外面的热闹。那鸡不同于麻雀，中枪后不会即刻毙命，而是猛跳一下，接着是疯狂的乱奔，屁股后撒下一路鸡毛；不过也就是这么一阵子，它就慢下速度，蹒跚几步，最后“咕咕”两声，头一沓拉，死了。旁边跳绳玩的女孩子们吓一跳，怯生生地围上去，也有的就对着楼上叫唤：“冯阿姨，不好啦，你家的大公鸡死了。”那位冯阿姨匆匆地跑出来，把那只也许还没完全断气的公鸡拎在手里来回查捡，脸上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那气枪子弹还不及小指甲盖一半大，即或在麻雀身上也不易发现弹孔，更不要说是一只锦羽丰满的大公鸡了。我不勤打，一星期一次，得等家里没人之际，还得挑外面电线杆子上高音喇叭广播的时间，以盖住枪声。五、六次下来，院子里的人越发奇怪，有时一大堆人围着只刚倒下的鸡左右分析，就是不明白怎么刚才它还是活蹦乱跳的。可是夜长梦多，终于有一次，有一邻居在清洗死鸡时，注意到了胸脯外处一个非常小的孔，周围隐见稍许的血斑。他是一位无线电系的老师，也许搞无线电的心都细些，他又检查了胸脯内处相应的地方，竟然也有一个小孔。好在他没有发现铅弹。第二天院子里就有流言了，说是有人暗害养鸡的人，偷偷用锋利的钢针刺鸡的心脏，手法极端狠毒。竟也有一些人信了，因为那段时间许多非养鸡户正和养鸡户们闹着矛盾，责怪他们的鸡在草地上遍地拉屎，晚上乘凉连放席子的地方也没有了。此事事关重大，有人举报到了学校保卫处。晚上听爸爸妈妈议论这事，方知自己惹了大祸，赶紧住手。

鸡是不打了，可我真是个“泼皮”，竟然去打更大的。有天中午闲来无聊，大人们都在呼呼大睡，我提着气枪溜了出来，到外面晃悠，鬼使神差，不知不觉地跑到了猪圈那儿。那时的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连猪都自己养，逢春节时宰了供应学校的食堂。管猪的老汉在睡午觉，就连猪也在睡。不过，一看见人，那些猪就“嗯嗯”地跑过来，大概是以为要喂食了。其中有一头特大的白猪，肚子眼看就要擦着地面了。我就对着那大肚子开了一枪。那猪毫无感觉，把鼻子拱着篱笆作的圈门，两只鼻孔一扇一扇的。好大的鼻孔，我想，就用枪管去拨弄那鼻子。谁知这猪肥，吸劲也大，大鼻孔就着枪口嗅来嗅去。上帝原谅我！我不知怎的就扣了扳机，子弹进了那鼻孔。那猪“嗯”了一下，倏地把头抽了回去，就如同我们人手若被开水烫了猛地抽手一样。它立在那儿几秒钟，好像没事了，掉转了头，扭着屁股又回到圈内的角落里睡觉去了。旁边小房间里传出一串“喷嚏”声，我料是那猪老汉醒了，赶紧跑掉。可回家后，心里仍是七上八下，那对呼扇的鼻孔老是在眼前转悠。待晚饭后，我又跑到猪圈那儿，见猪老汉正在喂食，而抢在最前面、把头埋在猪槽里吃得最欢的那位，正是那头白猪。乖乖，我暗自庆幸，好险。

天晓得，这次上帝也许真的决意要教训我这“泼皮”。第二天的傍晚，我领着一群小孩子去猪圈旁的墙根处捉蟋蟀，见那头白猪竟然四脚朝天的瘫在地上，旁边站着猪老汉，挠着脑袋，正愣愣地打量着那猪。哎呀，这大肥猪死了吗？有人插嘴。奇怪了，猪老汉自言自语，昨天还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呢？哇，其他的小孩子蟋蟀也不捉了，皆围在圈外看热闹。我却觉得他们，包括地上的那头猪，都在怪异地瞧着我。不玩了，我大叫一声，没命地跑回了家。

四. 恶斗老三

也是在文革的第二年，隔壁的新西楼搬来了一家姓汪的。那家齐刷刷有四个儿子，号称汪家四“虎”。他们的爸爸是山东人，至少一米八的个儿，原是刘邓三野大军的战士，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揣着冲锋枪第一个冲进老蒋的总统府，后来转业被分配到学校的食堂工作。真的是“鲁出美男”，这汪家四“虎”皆秉赋他们的爸爸，个个是大眼睛，高鼻梁，宽肩窄臀长腿，虽还是孩子，可举手投足隐隐约约都显溢出一种星“味”。只“可惜”那个时候的明星偶像都是像戴碧蓉似的舍己救人英雄。若晚生二十年，不定就是一个“汪家四少”组合，风头盖过那F4。

四“虎”搬来后，我与老大老二相间无事，因为他俩大我好几岁，我也就甘拜下风。老四小我四岁，可以忽略不睬。唯独那位老三，和我同岁，似乎从第一天起就和我结下了龃龉。他四处放风，说的是那时的流行语：“新北楼那个小霸王TK搞的不得了了，碰到我，照叫他趴下，看我怎么楸他。”我也不让他，在学校里损他：“那汪老三说他是我们那儿的老大？胡吹。我就不吃他，看他敢碰我一根汗毛。”彼此间横眉竖眼，也有几次擦枪走火，互相揪起对方的领子，但最终没有打起来，只是在蓄积能量。可是这能量不能永远蓄积下去。

时值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交恶，全国大搞“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大学也不落后，把那打靶场给扒了，大院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用那扒下的黄泥做砖头，上缴给市里用来建造防空洞。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楼前面夯着泥砖，老三趿了双拖鞋走过来。你这砖模子歪七扭八的，他说，一边挑衅般的盯着我。管你屁事，你才歪七扭八的，我回他。我知道此时不能示软，因为旁边还有十几家也正在夯砖，他们都停下了手，看我如何反应。老三接着说了句非常下流的话，我立即反击，也是一句下流话。这两句话都涉及到人体的某部位，还要联系到对方的爸爸妈妈，我们俩的鼻尖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就只是一厘米左右了。蓄积了三年之久的火山，终于爆发。是他先出的手，是一个上勾拳，力量并不大，大概因为是他先动手，心有“内疚”，有所收敛。我感到下颚震了一下，遂伸出右手在他的脸上狠狠地抠了一下。抠的距离挺长，自眼底至下巴颏。老三愣了一下，没料到我来这一下，但立即又来了一拳。这拳厉害，正中我的鼻梁，当时的感觉就是满眼冒金星，头脑一阵发黑，如同要死去一般。下意识地，我向他挥了两拳，可都给他躲过。此时，也许是那位安徽籍老师的计策“显灵”，我忽地双手紧紧地勾住老三的脖子，一口猛地咬住他左眼下的颊处。老三拼命击我后脑勺，可因为距离太近，施展不开，无甚功效。他意识到这样要吃亏，又用膝盖拱我，左右摇晃想抛开我。可我无论他如何动作，双膀就是不松，同时牙齿越咬越紧，眼看上下两排就要合拢。很自然的，我俩摔倒在地，打起滚来，滚来滚去，滚到做砖用的烂糊糊的黄泥里。他抠起一团烂泥想往我耳朵里塞，可我把头埋在他的脸上，令他难以如愿。而我这边只有一个主意，就是死死地勾住他，嘴也不放。战斗进入僵局，加之黄泥的粘性，我俩就陷在那儿。至此时距老三的第一拳已经有五分钟之久，火山爆发也近罄尽，我和他都有点身心俱疲，无心恋战。这时，过来两个大人，一人拽一个，把我和老三拉开。我听见有女人叫唤：哎呀，流血啦，打架流血啦。那是我的鼻血，满脸都是，还溅及胸襟。不过，这是明伤。我看老三，右脸颊上三条深深的血印子，左眼下方则有一条约两公分长的口子。那块肉到底有没有掉下来，我现已毫无印象，只记得当时我确实决意要牙碰牙的。

傍晚爸爸回来，见我鼻梁红肿，浑身淤泥，又有他人告状，知我和老三干仗之事，拉起我就去汪家。现在想来，那汪家老大十五岁，老二也已十三岁，即或他们那位恐怕四十还不到的壮汉父亲作壁上观，若两家真的干上，吃大亏的定是我们。不料那位山东大汉却是大度，绝无偏袒，目睹我的鼻梁和那惨兮兮之状，上来就给了老三一记耳光。老大老二也不出声，保持中立。老三脸上那个口子被他用块白胶布给盖住了，这点也许反而帮了他倒忙，令他失去了家人的同情。最后是他爸爸道歉，两位大人握手“言和”。我们出来时，山东大汉甚至还摸了一下我的头，对我父亲说：“嘿，你家这小子跟别的老师家的孩子不一样，也够调皮捣蛋的了，跟我们家三子差不多，不过我倒喜欢，小男孩儿嘛。”

自从这次恶斗后，老三和我可说是“相敬如宾”，再也没有闹过事，甚至连彼此的坏话也不说一句。而在我的“地盘”新北楼里，我的“霸主”的地位当然是更加的坚固：敢于和“汪家四虎”打架的人，在那些孩子眼里无异于齐天大圣。

五. 恐吓信

大约到了十二岁左右，我体内的那神秘的化学元素终于消耗殆尽，用一位住在三楼的姓胡的女士当时的话，TK这小子现在好像老实一些了。不过，也算是我儿时泼皮的“告别秀”吧，十二岁那年我又在新北楼闹了一次，而此次的“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胡女士。

事出有因。这位胡女士养有二子，分别与我相差一岁。实际上她的这位老二也是顽皮无度，只不过总是被我压住，自幼儿园起就挨了我不少的拳头，他的妈妈自是对我早有微言。她是南京本地人，有一次把她的一位侄子带来，名曰是和她的两个儿子玩，实意要吓唬吓唬我。那位侄子估计大我三四岁，高我半头，看到我，也不说话，就是两手叉腰，自上而下直勾勾地盯着我，很显然地想从气势上吓倒我。可我那段时间因为刚刚和老三干仗的缘故，气势恢宏，不仅没有退让，反而用额头顶着他的鼻子，随时准备战斗。他其实原本只想吓我，见我真的要应战，反倒自先蔫了，率着他的两个表弟跑了。第二天，胡女士家的报袋里（放邮件的纸袋，每户一个）多了一只已经腐烂的麻雀。我在厨房里听见她一路尖叫着从一楼颠到三楼。也许由于无凭无据，她没有找我的父母告状，但我俩之间的矛盾此时在她那儿想必已经升华成了“敌我”性质。

近十二岁时，一楼搬来了一家，兄弟两个，哥哥大我四岁，长得秀气俊美，被大人们称作“王心刚”。那种年纪，总是喜欢和比自己年纪大的人玩，“王心刚”自然成了我巴结的“偶像”，有事没事总是往他那儿跑。最初玩得非常投机，可是没几天，突然在他那儿吃了闭门羹 -- 他隔着门叫我以后不要再去找他了，说是不想跟我再啰嗦。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还是他的弟弟泄露了原委。原来胡女士专门拜访新邻居，当着兄弟二人面，告诫他们的父母：“你们的孩子千万不要和TK搞在一起，那小子是个泼皮无赖，打架斗殴，万人嫌。”事隔这么多年，今天我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心底的感受：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委屈，紧接着是一种地动山摇般的怒火。狂怒之下，我跑回家，疾书了一份“恐吓信”，原词当然已忘，大意是：

胡某某：你这个坏女人，都快四十了，还像小孩子一样在别人身后说坏话，扇阴风，点鬼火，你的嘴该用马桶刷子刷刷。告诉你，老子不怕你。以后走路当心点，脑子后面多长个眼睛。你那猪脑袋应该没有忘记五年前你这个保皇派被造反派打耳光的事吧？还应该抽，让我来抽。等着瞧。

翌日中午，趁午觉时，我把那信塞进了胡某家的门隙。这位女士是楼里有名的不忌生冷的炮筒子，一场恶斗在所难免。果然，下午快上班的时候，静悄悄的楼里面突然平地一声惊雷：“好啊，想抽我的耳光，行啊，我这就下来，让你抽。”她先是站在三楼楼梯口，挥舞着我那封恐吓信，意在争取三楼邻居们的支持。人们皆诧异地探出脑袋，一时不知何事，也有以为她是在夫妻吵架。可很快，邻居们大概就揣摩出了她的激愤的对象，因为她随即就冲下楼来，一路咋咋呼呼：“看，恐吓信，小小的年纪，竟然想到写这个，长大了还成什么啦。”我这时已经站在一楼楼梯口等着她。虽然还是个孩儿，身高体重皆在她的下风，可我决意与她大干一架，甚至想好了第一拳的架势，就是汪老三击我的那种上勾拳。

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那天若真是和她打起来，后果将是如何，于我这“泼皮”的恶名是扬抑挫？实际情况是，她距我仍有数米之遥，我那上勾拳还没有飞起来，我自己就被我父亲的一顿乱拳打的天昏地暗，硬生生地被他拖进了屋内。隔着一道门，她在楼道里向着围观的邻居们历数着我的罪状，门这边，则是我在挨着父亲的严惩 -- 她每述一条罪状，父亲的一记重拳就落在我的身上。到最后，她大概是口干舌燥，骂累了；父亲是膀酸手痛，打累了；邻居们则是看热闹看累了，也有人言：“算了吧，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嘛，何必这么认真。”总之，一阵喧闹后，一如往常，大人们又都蹬上自行车上班去了。当然，许多人都因此而迟到，少听了几段政治报告。

有趣的是，那位“王心刚”反倒因为我的这次“妄为”而对我刮目相看，抑或是“回赠”我对他的这般看重，总之，第二天就又和我“啰嗦”了。邻居们中也有人对此事持中立甚至偏袒于我，如那位陆老师，事后就听到他在厨房里很不以为然地对旁人说，小孩子再调皮捣蛋，那是天性，是无意的，不应该伤他的自尊心，别人若是也这样背后损她的孩子，她又会怎想？而胡女士呢？其后的日子我和她自是怒目相视，直到三年后我们家搬进了大院的另外一栋宿舍楼。

步入少年的我搬出了新北楼，也向我那“泼皮”时代道了声永远的再见。好在新北楼的大人们似乎胸襟颇广，不计前嫌，路上照面大多和颜悦色。77年高中毕业恰逢文革后首次高考，考进了那所大学，也算在新北楼放了一颗卫星 -- 有人议论（就是那位胡女士），说想不到楼里这许多高中毕业生，就他TK考上了大学，还是本校，不可思议。待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国家公费留学生，又令许多旧时的邻居们惊讶不已。惊讶之余，他们是否彻底地原谅了我呢？希望是吧。

最后加一句。临出国前，在街上遇到老三，那时他已是一家工厂的工人。他听说我将赴美留学，拍拍我的肩膀说，出去好好混混，混出个人模人样来。那时他已经出落成一个活脱脱的美男子，1米八几的个儿，一如他的三个兄弟和他们的老爸。我注意到他左眼下方一条浅浅的细痕，遂开玩笑地说，现在若再与他打架，那我肯定是要吃大亏了。老三嘿嘿一笑，说那都是小孩子时的事了。

是啊，那些都是儿时的事了，天真快乐，无忧无虑，尽管是个“泼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