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新界牢房里的年轻囚犯 

就在康兰躺在姑姑家的席梦思床垫上遐想的那个晚上，位处观塘北边临近罗湖的香港新界临时羁押所里的地铺上，有一个囚犯也同样是在辗转反侧，夜不成寐。

囚犯是因为偷渡被捕，暂时羁押在此。前天夜里，他和另外六个偷渡客一起，利用难得的无月夜，企图在沙头角海域泅渡到对面香港的新界。岂料香港警方早有准备，岸上以逸待劳，海里巡逻艇出击，结果是七个人中，一个见事不妙又游了回去，一个溺死，四个被巡逻艇从海里捉了，唯有他仗着好水性，就靠着两个木头抽屉作浮子，硬是游到了斜对岸。他在灌木丛里中躲匿了整整一天，待到傍晚悄悄下山时，还是给逮个正着 -- 原来香港警察从被捕人的口中得知有人漏网，早有准备，就在丛山下面等着他啦。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偷渡了。头一次他跟着别人，想从蛇口漂到元朗，可是一入了海大伙儿就漂得不见踪影，他漂了一夜又回到了蛇口，还差点作了水鬼。后来听广播报道，他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同行的九人中，除了他，一个淹死了，另外七个都给英兵逮了，戴了手铐又给送回了大陆。这七个人算是完了，他可是倒过来替他们惋惜。两年前住村头的父子俩偷渡香港给押送了回来，村里人就再也没有见着他们一眼，据说让判了五年刑，关在番禺的牢房里。 

囚犯姓赵，可远近的人都唤他阿箩，早已忘掉了他的原姓。阿箩今年虽只有二十三岁，可是自初中毕业后就跟着他爸爸阿箩伯箍箩筐，算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了。阿箩伯呢，则是箍了一辈子的箩筐篾席，从十岁起就跟着阿箩的爷爷干这活计了。而据阿箩的爷爷讲，他的爸爸也是干这个的。所以算下来，他们这一家干这箍筐编篾的行当至少也有四代了。再往前追溯，就不知道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和村里的左邻右舍一样，他的祖先一定也是种荔枝的。 

村子就坐落在县城的边边上。县城离广州五十里地，有个颇有意思的名字，增城，意曰“增加的城市”，东汉时期就有了。这地方依山傍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风调雨顺，历史上素享有“两乡”之美誉，也就是鱼米之乡和荔枝之乡。尤其是这儿产的荔枝，甜如甘露，晶莹似玉，自元朝起已是饮誉岭南，至明末，珍贵品种如挂绿和妃子笑等更是被列为朝廷贡品，每逢旺季时节由皇上派专人来此地收购，押送进京。皇上好荔枝，京城里的那些皇亲国戚加上宦臣高官们自然也要吃，所以千年下来，这个地方的人家靠着荔枝吃饭，无论是坐拥千亩的大户人家，还是靠卖膀子为生的佃户，日子也都过得过去，鲜有农民起义闹事的。但是到了清末，大清帝国内忧外患，至民国时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此地的荔枝农自是难逃其虐。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阿箩的曾爷爷开始了他的箍匠生涯。

到了阿箩这个时候，虽然家在村子里，他和他爹却是长年累月呆在县城里，做着箍桶编篾的活儿，也算谋个生计。荔枝林自四九年起就属了人民公社，村民们成了公社的社员，靠替公社干活拿工分养家糊口。皇亲国戚扫除了，地主官僚打倒了，劳动人民当了国家主人，可这吃荔枝的人了反而少了，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荔枝林不是自己的，公社别说不挣钱，就是赚了钱也不是自己的，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用心干活？阿箩开始跟着他爸爸进县城的时候，这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国穷民穷农民更穷，以致于村里面有位古稀耆宿回忆，就是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日子苦得也就是这样了。 

阿箩每次回到村里，脚下是一脚一个坑的泥巴路，满眼是死气沉沉的荔枝林，就连那些儿时的伙伴，现在个个都像是没了主心骨似的，整天在村里溜达，不知干啥。这个时候他总是庆幸自己。他是个简单的人，只知道箍匠是门手艺，是他自己的生意，每天早上醒来有活儿做。他钱赚的可怜，补个篾席才五毛钱。可和村上的那些年轻人一比，他的心里就亮起来。他没有见过什么富人，只知道这天下唯有那些当官的活得惬意，呼风唤雨的。可这“官”字于他比那天上的月亮还遥远，他连想都不敢想。他想的就是每天多箍几个桶，多补几张席，存上几个钱，能够在三十岁之前讨上媳妇。 

这样的阿箩，依着他那简单的思维，有限的阅历，庸碌的欲望，平平淡淡，与世无争地活在这个世上。不过，这个平静却在两年前被打破了。有个星期天，他和爸爸回到村子。下午的辰光，两个妹妹和妈妈三个人蹲在地上剥着晚上要吃的豆角，阿箩伯像往日一样盘腿坐在饭桌前的长凳子上，阿箩呢，则是在津津有味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样板戏《杜鹃山》。

“阿箩，阿箩在吗?”门外有人唤他。阿箩推开门往外看，手中仍然揣着收音机。 

门外站着位花哨的后生仔，那身打扮阿箩从来没见过：齐耳的长发，油光煞亮，鼻梁上一付超大的太阳眼镜，大红的T恤衫，一条卡其布色的裤子把他的瘦屁股包得紧紧，倒显得肉滚滚的，裤脚宛如一对喇叭似的向两旁撇散开来。阿箩不知他是谁。后生仔拿下太阳眼镜，露出一双窄长的眼睛：“怎么，不认识我啦？” 

阿彪……，一个女孩子的叫声，那是阿箩的小妹妹，脑袋探在门外。 

阿箩吃惊地瞧着阿彪。这个曾经村里有名的邋遢仔，如今活脱脱地就是个他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香港的飞仔。两人从小玩着长大，阿彪大阿箩两岁，却是初中同班同学，因为他小学留了两级。两年前，阿彪忽然是无影无踪，传说是他企图在蛇口偷渡到香港去，在海里给淹死了。

阿彪要请阿箩吃饭，村里没有饭馆，最近的小饭店离着有十几里地，阿箩骑着他的自行车去。“妈的，下次回来买辆单骑，也就是三百多块钱，”坐在后坐上的阿彪说，用手随意地掠掠长发。骑车的阿箩听得心跳 -- 他和老爸忙忙碌碌一个月也就赚它三十块，他阿彪是发了哪门子财？ 

原来阿彪确实是去了香港，但不是泅海，而是借着夜幕在中英双方关哨的眼鼻子底下翻过了沙头角的梧桐山，潜进了香港新界的丛山里。他在香港成了“黑”人，偷偷地在西贡帮渔民们搬鱼，又顶替他人在中环码头扛米袋子。就是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有一千多港币。一千港币值人民币几个钱？阿箩问。三百，阿彪答，黑市里还要高。阿箩搬着指头算，三百乘十二再翻一倍，不由得咂咂舌头，七千两百块，这是个天大的数字，在他的脑袋里一时还消化不了。他瞧着饭桌对面的阿彪，忽然觉得他真的是比从前神气多了。七千两百块，阿箩心里面嘀咕，就是武大郎也变成西门庆了。 

阿彪夹了一口菜，放下筷子，凑过脸来，小声说：“嗨，知道我这次怎回的大陆？”

阿箩这才想起来：阿彪不是“黑”人吗？“黑”人怎么回来呢？又如何再回到香港？“难道再偷渡过去？”

“嘘，”阿彪伸出食指压出嘴唇，随即从裤子的屁股口袋里掏出一张工作证大小的白卡。“看这，香港身份证，我现在可是正正当当的香港人啦。”他看出阿箩脸上明显的疑惑，要阿箩管紧嘴，随即告诉了他来龙去脉。原来香港那边有人看准了像阿彪这样的“黑”人，专门作他们的生意，搞那假结婚的玩意儿，就是要花些票子。跟阿彪假结婚的那女人，是个快五十岁的老姑婆，阿彪已经是她的第四个“丈夫”了 -- 只要“结婚”三年，“丈夫”自然而然地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夫妻”就可以离婚了。你们住在一起吗？阿箩问。“在一起个屁，”阿彪头摇得好似个拨浪鼓，“一年多了，总共才见过两次面，那老女人比我妈还老，谁想见她。”那你给她多少钱？阿箩又问。阿彪竖起一个指头：“一万港币，还要他妈的预先给，把我一年的辛苦钱都啃去了。”

两人啤酒喝了三瓶，阿彪问阿箩可想知道他这次为何回来。看你爸爸妈妈呗，阿箩答。阿彪的脸变得通红，说还有更要紧的事儿。我要娶吴萍，他嘴里冒出一句话，眼里放着抑制不住的光彩。“你，吴萍？”阿箩的心不由得沉坠下来。吴萍，村里最俊俏的姑娘，阿箩只敢在梦里想她。她长得丝毫都没有乡巴味儿，村里人都夸她比那广州城里的女孩儿还要洋气。她最喜欢穿一条红色的短裙，下面两条白净细长的腿儿，走起路来裙子后面的那两片半月形的小屁股一扭一扭的，总引得路人直勾勾的眼睛。“她答应啦？”阿箩支支吾吾地问，压了口啤酒，也压下心头的不快。阿彪自豪地点点头，又掠掠他那油亮的长发：“她家里说了，只要我能把她弄到香港去，她就嫁给我。看我的，再等两年我就自由了，立马回来娶吴萍。” 

那天晚上，阿箩躺在竹床上，吱吱呀呀一夜没合眼。次日，父子俩蹬着自行车进县城，儿子一路没话儿。他突然发现爸爸近来老得特别快，才四十几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因为常年在那路口的摊子上被太阳晒着，脸黑得就像个黑泥鳅。阿箩又把眼睛搁在爸爸掌着笼头的那双手上，见它们是青筋密布，尤其是两个虎口，因为摆弄篾具的缘故，粗糙不堪，有如那锉刀似的。老爸十六岁开始跟着爷爷干，如今三十年下来，风里来雨里去，钱呢？阿箩很清楚，家里现在最多也就是攒下了五、六百块钱，爸爸妈妈说好了，那是给他将来娶媳妇用的。可人家阿彪，一个月就能赚它三百多，连吴萍那么靓的女孩都要跟他。 

等到父子俩到了他们在县城里租住的那个九平米的杂货房，像往常一样从里面拿出做活的工具放到自行车上时，阿箩已经拿定了主意。他是一个思维简单的人，但也是一个倔强的人，一旦主意已定，则驷马难追。他的主意？两年内，一定也要到香港去。

两年后，他真的来了，但却是躺在牢房的冰冷的地上。此时的他，思念起两百里之外的父母亲，前途未卜，不知等到从这羁押所出去后，究竟是香港九龙的监狱在等他，还是广州的劳教所。他把一双手合拢在一起，靠在眉心上，轻轻地祈祷：佛祖啊，看在我阿箩从小到大一直规规矩矩地做人，赐福于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