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箩太太 (长篇小说)

  

第一章.罗湖桥上的女孩

 

当康兰有点紧张地走下车厢的台阶,环顾四周,她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火车站是如此的简陋破旧,令她怎么也无法想像再往前一百米之遥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香港。

三个小时前,当她和母亲离开广州火车站时,她俩差点要被那拥挤不堪的人群挤倒。而这儿,冷冷清清,除了她们和另外十几个同车的旅客,站台上,甚至连个卖零食的小贩也没有。康兰顺着火车往前望去,才发现原来这站里就仅有两条轨道,东西向各一条。而在广州站,她们可是在天桥上过了几个站台才上了她们的火车。说到天桥,她突然意识到那个像是车站的小平房坐处在对面,而她四下望去却空空如也,没有天桥。她们十几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一时不知何从。这时,对面站台上有个身着制服的男人隔着火车向他们挥手,嘴里大声喊着什么。喊的是粤语,康兰母女俩听不懂。不过,见其他的旅客们都开始往车尾涌,她俩也就跟在后面。跑了几十米,过了车尾,见那站台突然凹了下去,变得和铁轨一样的平面,人们就开始横越那两条轨道,往对面的站台跑去。妈妈一边拉着康兰疾步跑着,一边不无担心地问前面的人:“这多危险啊,火车来了怎么办?”没事的,前面的人回答,头也不回,说那喊话的人说了,下趟车十五分后才到,要大家勿着急。

一阵东南风吹来,空气中忽然飘过一股难闻的恶臭,人们不由得都伸手捂住自己的鼻子。康兰顺着这味道望去,才发现原来这趟车除了她们刚才的那节,其余的车厢竟然装的都是猪。这些猪“嗯嗯”地叫着,硕大丑恶的鼻子紧紧地抵着木栏杆嗅来嗅去,而它们的粪便则是沿着木栏杆的最底端的那个空隙不断地往外流淌下来。这些都是运到香港的,供香港人吃的,康兰听到有人说。她厌恶地扭转开脸,拉着妈妈赶紧进了车站。

这就是一九七九年的深圳罗湖火车站。十九岁的南京少女康兰今天就要从紧邻的罗湖海关移民去香港了。她和送行的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南京到了广州(那是座票,因为她们舍不得也买不到卧铺),又紧接着在广州转了来深圳的这趟车。近三十小时的颠簸,母女俩都相当疲惫了。可是,你若是仔细地察看少女,就会发现她那双漂亮的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里丝毫不见倦色,充满的是渴望和遐想。

让我们来描述一下我们的康兰。十九岁的她已经完全发育成熟,虽是江南女孩,却有着令人羡慕的北方姑娘的身材 -- 身高大约一米六八,修长的四肢,钎细的腰身,那对少女特有的乳房紧绷绷地凸显在裙子的后面。她穿的是一件双色的长连衣裙,上身白色,下身淡橘黄色,中间系条宽宽的褐色腰带,脚上是一双黑色人造革的凉鞋。就裙子和鞋子,这虽是那个时代女孩子的典型衣着,可是配上那款精巧的腰带,上下裙身十分相配的颜色,还有她那雪白的皮肤,玲珑的曲线,她顿时显得超群出俗。再看她的面部,那是一副椭圆形的脸,下巴微微外翘,有点像西方人的样子,两角微嵌的嘴唇非常的性感,透露着一种少女特有的粉红色,当然,最显著的还是她那双眼睛:不仅仅是非常的大,且可以说是完美地对称,眉心的间距是恰到好处 -- 长些则显愚憨之态,短了则有乖僻之嫌,她的呢,则是让人喜爱。她的头发黝黑厚实,几乎齐着肩头,没有像那个时代同龄女孩一样扎两条大辫子,而是梳成一个很自然的大波浪,和她那高挑身材浑然一体。

少女康兰,是个美女。

她和母亲穿过空荡荡仅仅搁置着两派木头椅子的水泥房子,出了门,落入她们眼里的首先是一条狭窄的泥巴走道,沿向右边,大约在七八十米之处断迹在一座没有窗户的平房前。平房呈灰色,粗鄙暗淡,犹若康兰熟悉的那个针织厂里存放毛线卷的仓库。不过,下意识地,康兰觉得那儿就是她要去的地方,因为她看到了平房屋顶上的那幅微微飘扬的五星红旗。她想起了姑姑三年前在她家里留下的一句话:别看罗湖口岸像座破破烂烂的仓库,上面可是飘着五星红旗,过了这个房子,你就到了英国人的香港了。

为了进这个房子,康兰一家可是等了整整三年。

三年前,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一个多事之年。那一年,从第一天开始,空气中就充满了一种不安却又是希望的气氛。周总理去世了,全国各地有人开始闹事,闹到了京城的天安门广场,电台里报道很多闹事的反革命分子被抓了,也许还死了一些人。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死的人啊就连中国人也吃惊,竟超过了二十多万。余震未了,神州大地又经历了一波更强力的震撼:毛主席去世了。康兰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同学们做着课外体育活动;当大喇叭播出这条新闻,紧接着是哀乐,操场上所有的人都一下子仿佛是冰冻住了,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康兰看见有些老师在擦眼泪。她有点伤感,但没有哭。她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年方二八,就如这天下所有十六岁的女孩子一样,不懂也不不应该懂政治,而是感性地看着周围的世界。她只知道许多大人在暗地里抱怨着什么,说这文化大革命搞得是一塌糊涂,她自己也常常和同学们议论,担心高中毕业后就得离开父母,像兄姐们一样到农村插队。她们都不想去。那一天,当康兰低着头立在操场上,隐隐约约地,她有某种预感,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也许将有个大的转变,是什么,她不知道。

没过一个月,京城里又出大事了,不过这次和以往的不同,是大家都由衷高兴的事儿,那折腾了十年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这个时候的南京,酷暑已过,秋高气爽,也许是一年里最美好的季节了。大街上,到处是敲锣打鼓的人群,喜气洋洋的市民。康兰放学回家,一路上瞧着街上游行的人们,自己的心情不禁也变得有点兴奋起来。不过,虽是兴奋,她今天却无意在街上滞留,正好相反,她的步子比平日显得匆匆,急忙着要回家。不过,今天她要赶回的不是妈妈在市人民医院的那间单身宿舍,而是坐处在成贤街的一个叫做康家大院的院子。有关这个大院的故事,我们以后将会仔细地絮叨。这是一家老式的四进大院,每进都有四间独立的房子,像是北京的四合院,不同的是这四个四合院前后串在一起,中间由一条通道连着,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大院。

康兰进了大院,快步穿过一进,二进,三进,最后来到了最里层的第四进右手边的那间屋子。她在门口停顿一下,缓缓地吸了口气,慢慢地推开了门。

屋子已经很旧,但从家具的款式和它们那颇为考究的质地可以看出,这屋里的人家原来(解放前)应该是个殷实之家。此时,屋子里有六个人,让原本就不大的房间显得相当的拥挤。六个人里,其中五位于康兰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们是她的奶奶,爸爸妈妈,以及十九岁的二姐康宁和二十二岁的大姐康惠。另外的一位虽然也是康兰的亲戚,却是除了奶奶之外,大家过去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这是一位大约四十五、六岁左右的女士,从打扮上看明显地不同于一九七六年时中国城市的大街上的那些妇女:她的头发上烫了许多小卷卷,脸上擦了粉,嘴唇被唇膏抹得通红,看上去仍是风韵尤存,她穿的衣服康兰也从来没有见过,那是一件高领白色羊毛衫,颈口处系了条珍珠项链,肩上披了件黄色的丝织披肩,下身则是配了条带小花点的短礼裙,脚上是一双半高跟鞋,没有穿袜子。康兰还注意到她的十个脚指头都被染成了浅红色。

一头雪白头发的奶奶拉起康兰的胳臂,向那位女士示意:“嘿,天怡啊,这就是你的小侄女小兰子。”奶奶又转过脸来嘱咐康兰:“小兰,叫姑姑,她就是你在香港的姑姑。”

“姑姑好,”康兰向这位在她看来十分时髦的亲戚问好,脸色因羞涩而微微发红。

姑姑双手叠着康兰的手,仔细地端量着她,眼前的这个侄女的美貌让她震惊。姑姑的眼里除了赞许和骄傲,似乎还多了一层意思。“哎呀,我的侄女可真是个靓女啊,比你们寄给我的照片还要漂亮。来来来,让姑姑好好看看。”

奶奶在一旁插话:“等她去了香港后,由得你看喃。”

康兰的父亲看上去大约四十四五岁,是一个高个子,脸庞清瘦,虽然才四十多,但两鬓已经白发丛生。他的那双眼睛大而有神,但却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忧郁的表情。康兰的妈妈大约同样年龄,身着那时大陆的女人们穿的那种蓝色的人造钎维上衣和一条灰色的长裤,脚上则是一双棕色的凉鞋。与一旁的打扮洋气的姑姑相比,康兰的母亲不免显得土气。可是你若仔细观察她的眉宇,你会发现这是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举止间流露出一种江南女人特有的秀美和温柔。这个时候,父母亲俩和另外两个女儿一齐拥到康兰的身边。康兰移民香港这事儿八字还没有一撇,再说香港又不是美国,就和深圳紧挨着,可全家已经是依依不舍,形似永别。

三年后的今天,当康兰和妈妈走在这条狭窄的泥巴路上时,她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闪现出三年前的那一幕。她们在快到那座平房前面时,才发现在房子的惟一的门口,笔直地站立着两位持枪的解放军士兵。母女俩怯生生地止步在门口。

“香港人还是大陆人?”一个士兵问。“大陆人,”母亲回答。“谁去香港?”士兵又问。“我去,”康兰轻声回答。士兵朝里一歪头,示意康兰进去,又举手拦住妈妈:“你不能进。”康兰回过头来,忽然满眼的泪水,拉住妈妈的袖子。十九年的日日夜夜,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虽是钎弱,妈妈却像是一座山,撑起了她那一家子,让女儿得以依靠。现在突然要离开她,走向一个尽管是朝思暮想但却是未知的世界,康兰不禁感到一阵心慌,手拽着妈妈的袖子久不松开。妈妈也是两眼通红;不过,很快地,她将她的手臂抽开,轻轻地推女儿:“走,快点走,不要回来。”

康兰一步三回头,转了一个拐角,不见了母亲,来到了一个用木板搭起的简陋的大桌子跟前。

“通行证,”桌子旁的一个衣冠不整身穿草绿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冰冷冷地问康兰,脸上毫无表情。

康兰打开随手拎的小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那张绿色的单程通行证递到那人手中。

“康兰,女,汉族,二十二岁,……,”男人抬头瞥了一下康兰,似乎有点不太相信她的年龄。康兰屏住气,心却怦怦地跳着。

“有带违禁物品吗?鹿茸啊,药材之类的,”男人又问。

“没有。”

男人:“把你这箱子打开,东西放到这桌子上。”

康兰打开她的那个新买的旅行箱,一件一件地往外掏,放在桌面上 -- 一件毛衣,两条长裤,她一直用的梳子和一个小圆镜子,等等,这些都是她的常用日品。当她脸红红地把几条内裤和乳罩拎出来时,男人看看已经基本见底的箱子,向她挥挥手,示意她可以了,把东西收起来,但又叫她把她的小包打开。那里面没有什么,只有五十块人民币和十块港币,用一块白手绢包着。当康兰打开那手绢时,男人突然紧张起来,严厉地责问她怎么带这么多人民币。你难道不知道吗,他训斥她,过关不能带人民币,这钱要没收。康兰急得要掉泪了,五十块钱,这可是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不知道啊,同志…………”康兰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如何称呼眼前的这个男人,只是下意识地用她那修长白净的手紧紧地压在那几张钱票的上面。男人显然被激怒了,怒斥康兰:“哎,这奇怪了,你要怎样?不过关了?好,出去出去。”康兰想回去找她的妈妈,把钱给她,可又担心怕她已经走远了,追不到。左右无措,她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一个看上去三十五六岁的女同志走了过来;刚才她一直在一旁注意着他俩。女同志向那男人点点头,他立即不吱声了。女同志又转身和康兰说话,亲切和蔼,完全不是刚才那男人的凶巴巴的样子:“小同志,钱是不能过关的,可别担心,你可以把它邮汇回家。来,填个汇款单。”康兰感激地向她致谢。她感到有点委屈,眼圈微微发红。女同志又帮她把箱子重新装好,将那张填好的汇款单的存根递到她手中,叮咐她注意保存好别弄丢了,又吩咐她:“瞧见那隔栏没有?转过它,出了门,你就上了罗湖桥,走过去就是香港啦。”康兰又感激地向女同志连连点头,感到心情好多了。她俩当然都不知道,许多年之后,命运又会鬼使神差般的将她们碰撞在一起。

出了门,果真是一座窄窄的木桥,大约近百把米长。康兰有点震惊,这桥怎么如此寂静,竟只有她一人在走动。她加快了步子向对岸走去。渐渐地,她看清了岸边的那座平房上飘扬的旗子,她知道那旗子,在电影里见过,那是英国的国旗。她停下步子,转过头来,再次看一眼桥这边的景色。中方海关上的那面五星红旗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四周是荒凉空旷,不过在远方依稀可见几个悄然耸立的大型的起落架和两栋正在兴建的高楼。康兰深吸了一口气,又转过头,向着前方迈出了步子。她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她,她甚至有点惶然不安。可是她很清楚,过了这座桥,未来的日子一定比桥对面的好,她也一定不会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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